●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宾：熊庆年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所谓的生源焦虑，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偏见导致一些高校形成扭曲招生政绩观的体现。
●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个调整的混乱时期。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转变来得太快，这就更需要把握好。
解放观点：今年高校招生已基本落幕，回望刚刚过去的一两个月，很多人用 “硝烟弥漫”来形容。大家都看到，随着高考报名人数的逐年下降，外部录取竞争的加剧，以往习惯 “朝南坐”的内地名校也不得不放下身段，为争取高分考生竞争激烈。内地高校的生源焦虑，已经由前两年港校 “掐尖”，演变为今年抢生源公开化。对此，您怎么看？
熊庆年：高考招生录取竞争日益白热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其实这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在过去的精英教育阶段，高考招生规模很小，能上录取线的学生都不差，再加上招生由政府有关机构控制，分段录取，高校没有多大自主的空间。所以高校，尤其是名校基本上不用为招生一事过多操心。况且以前大学也没有进入这工程那计划的 “等级”区别，不会产生强烈的竞争压迫。但现在不一样了，政府、社会对大学的要求在不断提高，高校自主性强了，而资源性约束却越来越多。大学在分化，竞争在加剧，越来越多的境外高校又加入了争夺，这就迫使内地名校展开 “生源保卫战”。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生源是决定一所大学品质的主要因素。
当然，我们不要过度夸大这种竞争。我觉得主要是社会过度 “焦虑”了。校长和老师们其实都清楚，高考成绩差一分两分、八分十分，很难说学生的素质就有多大差别。但受传统观念影响，普通公众往往将目光聚焦在少数“状元”身上。而面向社会的高校招生，不可避免会受到这种舆论压力的影响。于是，一旦 “状元”被别家签走，有的高校招生部门会感到 “丢脸”，回去不好交代。其实在我看来，大可不必。所谓的生源焦虑，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偏见导致一些高校形成扭曲招生政绩观的体现。
解放观点：内地名校之间的较劲，这两年日益公开化，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熊庆年：其实导入竞争机制后，这种较劲一直都存在。较劲并不是件坏事，每个学校都想录取到更好的生源，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由于各种社会因素的掺入，这个矛盾正变得日益复杂。其一，录取方式的转变。 “零志愿”录取，给了清华、北大录取优先权，无形中将其他高校降了一格。这种高校之间的不平等，会加剧竞争心态。其二，有的大学评价，把录取线高低作为大学质量标准之一，这涉及大学声誉，不少学校很看重。其三，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很多地方将本地学子考入清华北大视为一种政绩，因此不惜主动介入，做工作、给奖励。诸如此类，长此以往，导致恶性循环。
名校之间互相 “别苗头”，说到底就是比 “面子”。随着这种意识越来越强化，互相之间的攀比水涨船高：今年你招的最高分多少，我招的最高分又是多少；去年你的录取分数线比我多几分，面子上就挂不住了，今年我高你几分，就额手称庆了……这不是 “儿童思维”吗？其实有时候分数线下来几分，不过就是几个人的差距，这有什么好惊讶的？而且不光是高考，包括研究生招生定分数线，也有这种思维从中作祟：有的高校硬撑着定高分数线，而后再在实际录取中 “破格”。分数线说出去好像是很牛，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这种竞争对于高等学校内涵发展一点益处都没有。
解放观点：最近有名校招生办主任表示， “求爷爷告奶奶式的招生办法并不是大学教授们想做的”。但放眼欧美名校，它们对于 “吆喝”自己早已非常熟稔，还要拿出高额奖学金吸引人才。最近一则颇具亲和力的招生视频广告《我为什么选择耶鲁》，在网上就颇受好评。对名校放下身段，到底该怎么看？
熊庆年：大学招生本来就应该这样，但这不是学校单方面所能左右的。按照过去那种分数线一层一层 “扒皮”的制度安排，高校无法放下身段。现在开了一些口子，大学总算也可以自己作点主了，这是个好的趋势。像复旦大学试点招生自主选拔录取这几年，学校有一个跟踪调查，结果表明，通过这种方式选拔的人才确实更符合本校的培养目标和要求。
需要强调的是，生源的确很重要，但学校教育同样也重要。现在我们常听到社会上有这种说法， “现在的研究生还不如以前的本科生，高职生不如过去的中专生”。这个说法未必科学，但客观上，由于增加的资源赶不上扩招的速度，造成了教育质量的部分下降。以前是10个老师教100个学生，现在是教200个、 300个甚至400个学生，显然资源被大大稀释了。其实从质量上看，师资是同比增加不了的，一所大学，最好的教师就是这么些。教师的成长需要一定周期，新教师不可能今天进大学，过几年就能成为名师。现在国内高校普遍年轻教师唱主角，哪怕是一些很好的大学，年轻教师也几乎占了一半。这会给高校教学带来什么？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解放观点：较之生源焦虑，您其实更担心的是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
熊庆年：这是当然。必须承认，这些年招生规模扩招过快，虽然满足了老百姓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但是忽视了教育自身规律的要求，教师队伍仅在规模上扩充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培养。现在，各种各样的绩效考核逼得老师们静不下心来，再加上年轻教师有方方面面的困难，使得他们难以用心在教学上。像 “大学教师全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这样的雷语，还有那 “40岁挣不到4000万不要来见我”的壮言，我们不要简单地用道德眼光去评判，这其实反映出教育整体生态环境不佳，导致一些高校教师价值理念出现偏差。虽然是个别现象，却反映了普遍的问题。所幸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不少大学在努力改善教师的生存状态，一些大学成立了教学促进中心、教学研究中心，着手教师发展方面的改革。
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个调整的混乱时期，很多国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规模扩张时间太短，转变来得太快，矛盾就更突出。这就提醒我们，更需要把握好，才不致于系统发生紊乱。(支玲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