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绿园小学简陋的教室。
本报记者 冯华摄
8月10日上午，刚刚下过一场雨的北京城碧空如洗，7岁的小男孩傅童宇的心情和天气一样明媚：“我要上学了，我要成为一名小学生了！”
这天是海淀区绿园小学开学的日子，小童宇和妈妈兴高采烈地来到学校准备报名，却发现校门上了锁链，门口的黑板上写着一则通知：“各位家长您好：据海淀教委令，我校今天不开学、不发书，请家长本周五（8月12日）上午8点到校开家长会。”
“学校不办了我的娃咋办？”
小童宇和妈妈从紧锁的校门缝隙中进入学校，原本应当书声琅琅的校园此时空空荡荡，一些家长和孩子陆陆续续进来打探情况，又不甘心地离去。
“这学校可不能关啊，要是学校关了咱孩子怎么办？”小童宇的妈妈沙女士有些无助，不知怎么办好。沙女士和丈夫从河北保定农村来北京打工10多年了，丈夫在一家物业公司做维修，她干保洁，两人月收入加起来有三四千元。小童宇一直跟着他们在北京生活，今年到了入学的年龄，沙女士和丈夫犯起了愁。
“最早想的是公办学校，今年6月份先后去肖家河小学和上地中心小学报名，还没走到校门口就看见了长长的报名队伍，听说名额很紧张，我们就没敢想。”沙女士说，他们一家就租住在树村的平房里，走路到这个绿园小学就几分钟，听说这家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错，而且专收农民工子弟，就想着在这上学了，可没想到这所学校办不下去了。
“万一在北京没学上，我们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了。”沙女士说着眼圈有些泛红。一旁的小童宇之前还兴奋地念着小黑板上认识的汉字，这时仿佛听懂了大人的对话，低着头不再吭声。
从湖北农村来北京打工的徐德财也愁眉紧锁，女儿徐紫荷今年8岁，一直在绿园小学读书，开学就该念三年级了。“我今天休息，特意带孩子来看看，学校不办了我的娃咋办？”徐德财说，他打听过附近的公办小学，比如清河5小、肖家河小学等，都说名额满了。徐紫荷是个腼腆的小姑娘，她告诉记者自己很喜欢上学，很喜欢北京，经过一个暑假，她也很想念班上的70多个同学。
“绿园小学的教学质量好。今年六年级小升初的92个学生里，有53个通过了中国地质大学附中的考试，还有33个孩子被八一中学录取了，我们都信得过校长。只要学校开学，咱孩子就在这上。”来自河南的一位学生家长说。
打工子弟学校的艰难办学路
8月12日上午，绿园小学召开最后一次家长会，主要是向那些已缴纳学费的家长退还学费。
绿园小学为何办不下去了呢？
这所学校地处城乡结合部，位于海淀区海淀乡树村小清河路北侧，校舍由三排简易的仓库库房改造而成，仓库用木板做隔断，分成学前中班、学前大班及小学一至六年级共14个班。其中一至六年级的学生686名，学前班学生近200名，招收的全部是农民工子弟。
校长张晓虎介绍说，小学校舍租用的是树村林业大队的公房，从2005年起一年一签租约。今年春季开学后的安全检查中，相关部门认为学校存在安全隐患，不符合办学条件，张晓虎就和亲戚朋友借了25万元，添置了消防器材，装了17台空调，安了暖气，更换了门窗，改了电线线路。
翻新校舍后，张晓虎松了一口气。可到了6月底，学生们放暑假了，他突然接到树村村委会和林业大队通知，告诉他合同到期，不能再租赁这里当校舍了。张晓虎一下子就懵了，打工子弟学校的暑假都很短，原计划8月10日开学，这短短的一个月时间上哪儿找新校舍去呢？
张晓虎不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事儿。从1995年来北京办打工子弟学校至今，绿园学校被迫搬了好几次家。
张晓虎原本是个乡村教师，当时村里不少人举家到北京种菜谋生，孩子上学成了问题。应这些家长的请求，1995年末24岁的张晓虎来到北京，借了些钱，在中国农业大学大墙外用砖头、木板搭建了个简易房。经过3年的发展，慕名而来的孩子越来越多，1999年春天，张晓虎借钱在原地建了5间五六十平方米的大教室，但那年7月有关机构说要搞开发，一分钱不给就强拆了学校，张晓虎从此负债十多万。
“后来大队书记把一处闲置的院子暂时租给我当学校，但也就租了一个学期，算是过渡。”张晓虎回忆说，2000年春节后，他又在上地建材城附近找了个地方，继续办学校。可没安稳几年，上地建材城周边拆迁，张晓虎又一次搬家，租到了现在的校园。
2006年，北京市大规模地清理打工子弟学校时，绿园学校也曾面临关停命运。张晓虎说：“作为一个办学者，农民工的孩子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这也是我们的心愿，我第一个响应分流。”但最终因为公办学校接收能力有限，学生无法分流，绿园学校得以继续存在。
“张校长真是个办学的人，一些学生家里穷就不收学费，收上来的钱也基本花在了房租和老师工资上，有余钱就翻新学校设备。”绿园小学副校长刘明望告诉记者，张晓虎办学16年却年年负债。据了解，绿园小学一学期的学费加上书本费等，总共800元，在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中算是收费比较低廉的。
张晓虎告诉记者，学校频繁搬家给他带来不少的债务。“最早借钱建学校，想着能长期干下去，谁想到搬一次家就得维修校舍、购置设备。”此外，为了方便孩子上学，张晓虎买了几辆中巴车免费接送，“这个花钱最厉害，修车、油钱都挺贵的。”
绿园小学办学16年，却一直属于“未经批准的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张晓虎很无奈：“我也想办‘办学许可证’呀，可那个标准太高了，海淀区2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基本上都没有证。”
据了解，北京市对打工子弟学校的审批要求是要达到《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的“基本标准”，如校园面积至少要达到15000平方米，校舍总使用面积至少3587平方米，其中体育场地应当满足相应学校规模所需的至少200米环形跑道等。张晓虎说，这些标准有的公办学校也很难达到，何况是打工子弟学校。
虽然办学艰难，张晓虎却忘不了孩子们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这些支撑着张晓虎继续把打工子弟学校办下去。但眼下这个坎让他迈不过去。
为什么不再续签合同？记者在树村村委会采访时，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收回校舍是为了搞新农村建设，有别的用途。
8月11日，张晓虎已经准备处理校园里的物品了。“这些课桌椅是去年底新买的，100元一套，如今卖给收破烂的价格是8元一套。还有新添置的空调，柜机4600元一台，挂机3500元一台，回收的人报价1000元，卖了真可惜，可我又没地方存放十几台空调。”
“我的孩子难进公办学校”
绿园小学要关停的消息传出来后，不少家长忧心忡忡。
从河北张家口到北京打工的刘先生每天都要来学校打听开学的事儿。刘先生1989年就来北京打工，一家4口人租住在树村的一个15平方米大的出租屋内。大的孩子刚开始工作，小的刚12岁。“孩子可爱学习了，上学期在年级60多个孩子中成绩排第8名呢！”说起孩子，张先生语气中透着自豪。但说起下学期上学的问题时，刘先生的目光瞬时暗淡了下来。记者问会不会把孩子送到公办学校，刘先生直言：“我的孩子难进公办学校。”
证件是个大难题。刘先生告诉记者，在北京要上公办小学，外来务工者得凑齐“五证”：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孩子在老家上的学校以各种理由不给办转学证，另外房东不给开发票，暂住证也没法办，多亏农民工子弟学校不要这些证明，孩子才能在北京有学上。”
费用是根本原因。刘先生介绍说，他在一家医院药库当临时工，负责发药，一个月1300元工资，6点多起早打些小工，每月可多挣300元。孩子母亲平常打点零工，收入不稳定。租房一个月就600元，再加上赡养老人、伙食等费用，一个月下来基本不剩钱了。“学校提供的3块5的盒饭我们孩子都吃不起，都是自己带饭到学校热。有的公办学校午饭8元，订本书就几十元，我们根本不敢上。”
此外，公办学校的时间安排也不适合打工者。刘先生每天6点半就要出门上班，这个时间公办学校是没有开门的，可绿园小学已经开门一个多小时了。“我们临时工工资低，干活累，没有假，迟到早退一次人家就可以辞退你。上公办学校的话，早早送去时不开门，放学时我们还没下班。多亏了打工子弟学校，车接车送还免费！有一次我和孩子他妈都加夜班，校长就让孩子在学校过夜了，这些都是公办学校做不到的。”
即使各种条件满足也难进公办学校。来自河北保定的打工者张女士说，自己几次到公办学校询问，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名额满了”。
刘明望告诉记者，刘先生说的情况具有普遍性。办齐“五证”对不少农民工来说难以达到，以“在京务工就业证明”为例，一个菜农到哪儿去开 ，有条件开的也要好几个月才能把证明办下来，开学时间早过了。
“今后孩子去哪儿上学？”
“我可以负债，但我的几百个学生如何安置？如今北京学校招生已经结束，要立刻关闭学校，这不是要赶着孩子回老家做留守儿童吗？”张晓虎无奈地说。从7月份至今，张晓虎和同事们一直在找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同时积极寻找新校舍。
“离学校300米远有一个肖家河小学树村分校，空置了五六年，能不能把校舍租给我，只要能租到，租金高一些也没关系。”张晓虎向海淀区教委求助，并递交了一份申请，但没得到回复。
8月9日，张晓虎去海淀区教委递交686个学生的花名册时，看到了一份文件，上面说要保证把这些学生分流至附近的肖家河小学树村分校，保证不让一个学生辍学。但当他再仔细询问具体事宜时，却没得到明确的回应。
8月12日，来开家长会的农民工徐德财无奈地说：“这个学校关了，听说要分流，但具体怎么分流，需要什么条件都不知道，也没人跟我们说。”
“今后孩子去哪儿上学？”这是家长们最关心的事，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他们也没有得到有关部门明确的说法。
记者试图采访海淀区教委，但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说要请示领导，此后一直没有给出答复。
还有多少个“绿园小学”
记者了解到，绿园小学并非个例，今年6月份以来，海淀区、朝阳区、大兴区相继有部分打工子弟小学被关停。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益网站上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现有打工子弟学校200多所，就读学生近20万名。这其中除了50多所有办学许可证的学校以外，其余200多所在夹缝中生存——处于北京郊外的城乡结合部，利用当地废弃的学校或厂房、四合院等场所，修复与扩建简易教室，环境简陋，教学设备差，同时还处于被拆迁与搬迁之中。
“打工子弟学校是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必然产物，城市的正规学校上不起，为了孩子不失学，农民工只能上这样的学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宇宽长期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从2008年起选择了北京、上海两地各10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1000名孩子进行跟踪调查。郭宇宽坦言，由于师资力量参差不齐、流动性较大等原因，部分打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并不理想，生存状况堪忧。
据了解，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经历各异，很大一部分曾经在家乡当过民办或公办教师，还有一些是半路出家，有的做过包工头、小贩、厨师等多种职业。办学资金多为创办者自己筹集，主要依赖学生的学费来维持学校的运转。
郭宇宽表示，打工子弟学校的现状需要政府进一步开放公办学校教育资源。目前北京也有一些学校在开放招收打工子弟，朝阳区教委在2010年鼓励辖区学校扩大班额，也就是把一个班20多个学生，扩大到40—50人，这样可以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但有一些农民工反映，孩子如果去城区里如亚运村区域的学校上学，家长就要在学校附近租房子，生活成本难以承受。他们更希望城乡结合部的公办学校教育资源向其开放。
此外，郭宇宽建议应对打工子弟学校中较好的学校进行扶持。可以借鉴其他城市的做法，通过政府补贴和监管，使原先的民营打工子弟学校转变为非营利性学校，由政府给所有登记入学的孩子经费补贴，并在师资方面给予补助。郭宇宽还表示，政府应给予相关配套政策，鼓励一些公益组织兴办非营利学校。同时针对打工子弟的实际情况，突出特色，实现教育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