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包装、炒作的科学家往往会失去正常的心态,其行为准则很容易偏离科学的规范。因此,这类科学事件很像一幕“闹剧”,最后往往不会以科学的方式收场
王鸿生:科学家做出成果之后的社会承认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更不用说在还未做出科技成果的阶段。因此,对于被媒体包装、炒作的“明星科学家”而言,往往面临着很大的学术风险和社会风险。科学是探索性的事业,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探索时期需要专注,成功之后还须保持低调。一般情况下,那些被包装、炒作的科学家往往会失去正常的心态,其行为准则很容易偏离科学的规范。因此,这类科学事件很像一幕“闹剧”,最后也往往不会以科学的方式收场。前苏联时期的“李森科事件”如此,近年韩国的“黄禹锡事件”也是如此。但相比而言,李森科本人完全是有目的地利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排斥学术异己;黄禹锡则是为了“顺应”民众冲击诺贝尔奖的强烈愿望,在学术上采取了一些造假行为,并借助媒体的炒作获取了大量科研资助。对韩国政府和民众来说,这些科研资助本来就是为了成就一个“民族英雄”,可没想到的是,这个“英雄”的业绩有太多的水分。
罗以澄:从某种程度上讲,黄禹锡是一个科学家被明星化的牺牲品,韩国政府、媒体和公众将他捧为“最高科学家”和“民族英雄”,结果将他推到了科学造假的悬崖边上。不可否认,在我国也有类似现象。例如,我们同样习惯于为科学家戴上各种耀眼的头衔光环;有些省份和高校打着尊重人才的旗号,举全省或全校之力打造学术明星、申报院士,以扩大地方或单位的社会影响力,为领导者的政绩加分,甚至不惜采取违规造假的方式——这种“造星”运动尤其不可取。
媒体炒作“明星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是把媒体行业的一些标准过分地延伸到科学领域,此举无疑是在拿媒体宝贵的公信力去“赌博”
罗以澄:现在国内媒体报道科学家,娱乐化倾向比较严重。比如报道科学家,关注的不是他的学术,而是他的头衔和婚姻。媒体这种纯粹为了吸引眼球、制造噱头的娱乐化报道方式要不得,因为它违背了社会公德和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媒体完全可以多报道一些热心于科普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科学家,这样也可以促使科学家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
王鸿生:科学家明星化是一种角色的错位,可能扭曲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媒体炒作“明星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是把媒体行业的一些标准过分地延伸到科学领域,此举无疑是在拿媒体宝贵的公信力去“赌博”。媒体在反映社会现象时,对其他行业的规范和准则应该有所了解和尊重,不但要有准确的切入点,还要划定底线。具体到科学和科学家的报道,就是在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的前提下,把握好报道的角度和宣传的程度,多发掘客观层面的东西,在主观评价上要留有余地,要充分体现出媒体对受众判断能力的尊重。(记者 张 蕾 本报通讯员 袁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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