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忧 新书桌能否放得安稳?
同样攥着入学通知书,可三年级学生韦春辉的爸爸脸上的笑容里还是透着一丝苦涩:“离家太远,我刚骑着三轮车过来,从后八家到这里要整整40分钟。地方又有点偏僻,实在是不放心让孩子自己骑车来。”他告诉记者,自己住的大院里有十几个孩子都被分流到石油附小北校区读书,家长不是收废品的,就是打零工的,根本没有时间按时按点地接送孩子。这两天几家人正商量着一起包辆车接送孩子上下学,午饭也计划让孩子们在学校里解决了。“不怕你笑话,这样对我们来说又是一笔新的开支呢。一个月的交通费最少要150元,伙食费要300元,一年下来也要5000多元了。刚才我想问问学费、教材费的问题,好让家里先预备出来,可学校报名的人怎么也不说,说是过两天来了就知道了,实在是太不透明了。”
在采访中家长们纷纷表示,由于分流政策没能参考家长的意愿,使得接踵而来的交通问题、午饭问题等都让大家头疼不已。还有家长担心,此次分流安置后能否让孩子们安心地读书上学,“千万不要孩子们刚刚适应了,过几天政策变了,又让孩子换学校,这对孩子的影响太大了。”一位家长说出了大家藏在心底的隐忧。
家长们对分流方案的担忧也直接体现在数据上。海淀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原定计划,8月24日为打工子弟入公办校登记截止日期,目前有2000余名学生进行了登记,尚有将近1000名学生没有进行登记。
而家长们的担心,孩子们还不理解,他们知道的只是自己又要和之前的同学一起在新的学校里开始新的生活。“我家住在北三环,我每天早上要五点半就起床,倒两趟公交车,再步行20分钟才能到这里。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苦,这样能锻炼身体,下学期我想当体育委员。”12岁的程龙超挺着小胸脯骄傲地说。
反思 打工子弟学校能否一关了之?
随着孩子们纷纷踏进新的校门,打工子弟学校被关停的风波看似已经平静,但事情远未尘埃落定。关停不合格的打工子弟学校不仅仅要考虑到学生的安置问题,还有教师的再就业问题、学校举办者的补偿问题。“不考虑历史原因,对这些为义务教育作出贡献的学校举办者不实行补偿,也不对教师的再就业创造条件,则显得十分冷漠和无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日前撰文指出。
打工子弟学校可以说是伴随着农民工进城务工潮流和城乡二元体制一路走来的尴尬存在。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想在城市求学,只能依赖于条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打工子弟学校成为了进城务工人员进行教育“自救”的一种有效路径。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随迁儿童来到城市,打工子弟学校也逐渐变味,迈进了商业化阶段,很多学校从一开始的“自救”变为了一种投资者的盈利模式。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于很难取得办学许可证,短期的盈利冲动也开始逐渐滋生。曾经有专家提出质疑:“如果打工子弟学校完全存在于市场之中,缺乏监管,是否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效应?”在此背景之下,有关方面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将义务教育从市场上拉回来也有其合理之处。
但初衷合理,并不能论证做法的合理性所在。熊丙奇介绍,当前全国范围内存在三种治理打工子弟学校的现状:一是在保障所有打工子弟义务教育求学的前提下,关停办学质量差、不合格的打工子弟学校;二是关停不合格的打工子弟学校,但未妥善考虑学生的安置问题、教师的再就业问题、学校举办者的补偿问题就“一关了之”;三是对打工子弟学校不过问。而此次北京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不仅仅因为打工子弟本身弱势群体的身份特征,更由于没能提前公布分流解决方案就取缔关停,如果一开始就采取“既堵又疏”的方法,会好一些。
北京市的后续措施也显露出了新的思考和胸怀:朝阳区教委组织了相应关停学校的老师招聘会,有教师证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将优先安置,即使那些没有教师证,但从业时间长、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也会被考虑招收进政府委托办学的学校。“我特别感谢党和政府,解决了孩子们的入学问题。”绿园小学副校长刘明望充满了期待:“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里是数一数二的,现在我们要等待解决的就是教师团队的问题了。我们对政府有信心。”(本报通讯员 邓 晖 本报记者 王庆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