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对学术界和曹教授本人都很重要，上海交大和国家审计署的做法是可取的
记者从上海交通大学获悉，该校为落选院士曹谊林“人耳鼠”造假一事，专门召开发布会并澄清称，曹谊林的裸鼠背上再生“人耳软骨”的科研成果经专家鉴定，是真实的。同时，国家审计署的调查反馈，其经费使用均严格按项目计划后执行。(8月28日《新京报》)
一名入围院士候选名单的教授，如果学术造假属实，这无疑是我国学术界的又一颗重磅炸弹，所以，查清曹教授是否存在学术造假行为，不仅关系他其本人的学术前途，还涉及其所在机构——上海交大的学术声誉，也考验着我国学术界是否还存在自净能力。
在上海交大公布调查结果之前，笔者注意到两个现象，一是舆论的克制，相关报道既报道了检举者的意见，也采访了曹教授本人，而在造假事实并没有确认之前，并没有媒体跟进评论称这就属于学术不端。二是网友的疑虑，一些网友担心，事情会不了了之，曹教授既然已经已经落选出局，真相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这两种现象，其实都指向学术机构如何调查、处理这起“学术造假”检举。媒体经过多年报道“学术不端”事件的“洗礼”，已然明白，必须依照学术管理规则启动学术调查，方可给公众以交代；同样，对于被检举的当事人，还其清白的唯一途径，也只有学术调查，如果没有学术调查，其将永远背着“学术造假嫌疑人”的身份，难再有学术的尊严。真相对学术界和曹教授本人都很重要。
以此观察，上海交大和曹教授的做法，是可取的。首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成立了上海交通大学应对工作领导小组，调查小组专家组提出了7条意见。这反映当事人所在机构对此的重视，也是目前开启学术调查的关键步骤。近年来发生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不端争议，有多起至今悬而未决，主要原因是当事人所在机构采取“三不”态度——不知情、不调查、不处理，由此使正常的学术争议、质疑、检举变为个人恩怨、“学术阴谋”等等。
其次，此次调查还移送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避免了自身调查可能存在的不公正性。在发达国家的大学，由于有现代大学制度，学校内部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实行学术自治，因此对涉嫌学术不端的教授的调查，就由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或学术道德委员会、学术规范委员会)组织独立调查，并发布调查结果，如果当事人(被检举人以及检举人)对调查结果不满，可进一步提起诉讼，学校再组成学术仲裁委员会，进行再次调查、听证，最终做出的调查结果，和向学校做出的处理建议，是具有权威性的。由于国内大学目前尚未有现代大学制度，所以，内部组织的调查难免公众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第三方调查是十分必要的。
再次，国家审计署对课题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同步调查，对建立科研经费追责机制有重大意义。早前，中科院同样列进院士候选名单的段振豪，由于被检举虚报冒领差旅费，涉嫌贪污，在中科院监察审计部门核实后已将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其已被刑事拘留，这传递的信息是，对于学术欺诈行为、科研经费的挪用、贪污，将不会止于学术调查、学术处理，而将进行经济调查，并纳入司法处理——一直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学术欺诈，挪用、贪污科研经费是否入罪，存在争议，认为没有专门的“欺诈科研经费罪”，所以难对涉事学者进行司法处理，而实际上，这类行为在我国《刑法》中完全可以适用欺诈罪、贪污罪、职务侵占罪等条款——此次国家审计署及时介入调查有关“科研经费使用存在弊端”的检举，再次表明国家将对科研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大处理力度。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学术不端检举的调查和处理，虽然坚持了学术规则和法律法规，但还是以行政机构为主导，这也就让人担心，如果行政机构以各种理由不启动调查，事情结果会是如何，会让真相水落石出吗？而近年来我国学术不端事件高发，其根源也是学术管理的行政化，因此，要建立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规范的学术秩序，还得深入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学术管理制度改革，实行学术本位管理。(熊丙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