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编写的《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调查报告在京发布。该报告在实证调查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揭示出北京小升初的种种现状。在这个考验学生更考验家长的“战场”上，以钱择校、以权择校、以优择校普遍存在。
调查报告负责人，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取消共建生和条子生的改革要害是限制权力，这也是北京义务教育秩序整顿最为艰巨的任务，促进教育公平难点在“行”不在“知”。
【以钱择校】
这么庞大的择校收费完全失去监管，这个很可怕
京华时报：您对小升初的关注最早始于什么时候？
杨东平：应该是2008年，当时我发表过一篇博文《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抨击奥数、择校热等问题。
京华时报：为何在现在推出这份报告？
杨东平：这次调查既是上次抨击奥数之后的一个反思，同时，北京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已经出台，今年北京还与教育部签署了《推进县(市、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承诺到2015年明显缓解义务教育择校现象，在16个区县全部实现县(区)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应该说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全社会都应同心协力来推进教育均衡。在北京做到这一点特别困难，它有一些特别情况。但正因为北京特别重要，就应该特别重视，就应该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京华时报：报告公布了很多数字，比如一些名校的择校费、各区县的派位比例等，这些数据来源是什么？
杨东平：我们的数据有三个来源，一是学校内部的，包括校长、领导干部、中层干部、教师等；二是学生和家长；第三是中介机构。中介机构搜集信息能力比我们强多了，他们整天在市场里跑，与各个小学中学有业务关系，所以这些学校对他们都是开放的，信息非常清楚。有的中介机构，为了掌握各个学校的择校费，派人成天守在银行门口，看着家长存钱，存多少钱。
京华时报：如何确保这些数字就是真实的？
杨东平：很多人对数字的真实性产生疑问，我们也认为，目前这些数字不是一种精确定量的研究，因为这个市场是非常隐秘的、灰色的。我们只能尽可能根据各种信息来源，拼凑出一个接近真实的面貌来，所以很多数字都用了左右、比例这样的表述。但是我想，公布这些数字是有意义的，虽然它是一个估算的数据，至少给了一个概念，过去我们往往听到的都是具体的个案，它的全貌是怎样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信息，在中介机构的网上都是公开的，也没有哪个学校找他们叫过板。这么庞大的择校收费，完全失去监管，这个很可怕。
京华时报：遇到质疑怎么办？
杨东平：可能有人会说这个数字不准确，比如说景山学校“幼升小”择校费要25万没那么高。那行，你拿出一个具体的数字来。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信息公开。
【以权择校】
共建生将以权择校制度化了，这个很危险
京华时报：报告里还提到共建生，这是北京小升初的一个特色？
杨东平：北京在小升初上有两个“创造”，一个是共建生、一个是占坑班，这都是外地所没有的。共建生将以权择校制度化了，这个很危险。所以这些问题必须把它揭露出来，让大家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不能都假装对它视而不见。比如上海，明年开始，高中的择校生全部取消。北京只提出“逐年减少”，但什么时候取消没有具体时间表，所以北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后进的。
当然，也有人会说，上海也有择校也有条子生。是有，我们也不能过于理想化，但大规模收取捐资助学费，这在外地是绝对没有的。就算有也是私下的，完全属于非法的，地下的，但北京是在地上的，完全是制度化、合法化的，这区别很大。
京华时报：教育部门一再强调，严禁将捐资助学与入学挂钩，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杨东平：你问问他们查处了几起，通报了几个？北京市要不撤10个重点校的校长，风气就扭转不过来。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在义务教育阶段，没有家长是为了做慈善给学校交钱，他们又不是李嘉诚、邵逸夫。而且，那些学校还缺钱吗？可他就开了这个口，说我这钱是捐资助学，而且还要家长填自愿交，这就特别恶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