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配“助理”：代开会 做行政 处理事务
汪洋书记在拜访饶芃子时提出：如何才能不让事务性工作成为专家教授的负担？
“在这方面，现在的大学确实遇到‘两难’。从大学来说，院长、处长等行政职务掌握着资源分配的权力，同时也往往代表了所在领域的最高水平，但教师一旦当上院长或处长，就会有很多具体行政事务，没有充足的时间埋头学术。”暨大科技处处长洪岸对此很有感触。她还同时担任暨大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国家基因工程药物工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广东省生物工程药物重点实验室主任等头衔。她坦言，自己常常在实验室、办公室和会议室之间来回跑，“有时候参加一个会，一开就是一上午，坐在那里走不了，心里同时想着实验室里的数据，只能干着急！”
在很多大学教授看来，弥漫在大学间的“行政化”的风气正让学术研究变成审批与被审批的“游戏”。胡军举了个例子：去年，某高校从国外引进一位高水平专家，但专家还没工作半年就要请辞。原来，从建设实验室、到立项，再到申请资金，这位专家在学校不同的部门来回奔波，要填几十份表格，盖十几个章。如此繁琐的过程，让他望而生畏。
对于大学“行政化”这个全国性难题，暨大也有自己的探索。暨大提出，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配行政秘书或助理，减少行政职务，使其免于繁杂的行政事务，有更多空间和时间潜心学术钻研。与此同时，暨大还在机关部门开展“首问”责任制，推行一站式服务。据悉，行政秘书一职将首先在暨大的学院一级试行，为承担重点科研项目的院长配备专职行政副院长。“行政副院长将主要代替院长开各种行政会议，处理具体事务，把院长解放出来，专心做科研！”
教师走“市场”：设岗位 看影响 建“人才特区”
相对全国，广东高校具有先天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与企业和市场结合紧密，科研成果转化率高。与此同时，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大学教授“走穴”、热衷社交、担任兼职、注重创收等风气也弥漫开来。
在“宁静致远工程”推出的同时，也有教师担心：这会不会“矫枉过正”，把正常对接市场的产学研一竿子打倒？商业化的“走穴”与产学研如何区分？如何进一步鼓励产学研、培养研究型人才？
“教师频频与企业一起搞‘地下水’，除了个人素养，也有评估机制的问题。”洪岸认为，目前，大学教师的薪酬待遇与职称直接挂钩，而评定职称指标中最重要的是论文。“过分倚重论文指标的导向，其结果是技术研发等同样重要的因素并未同等对待。”
洪岸透露，近年来，暨大越来越多的教授呼吁，要革新现有的考核评价机制。“在企业里做技术创新课题，难度往往更大，也更有‘江湖地位’，这些老师在学校却往往连教授也评不上。”另一方面，学校内也有另一种解读：这些人凭什么既在外面的企业里兼职赚大钱，还拿学校里的工资当教授？
对此，胡军介绍，为营造宽松的研究环境，暨大正探索实行一种新的分类评价体系。在原有教学、科研型教授之外，增设社会服务型教授，拟按照专利指标、承担企业横向课题能力、在行业中的影响力、贡献度等指标，评定专注于应用型技术研发的人才。除此之外，还将培育组建高水平的创新团队和学术群体，实行“人才特区”等机制，探索产学研合作协同发展的新路。
■链接 高校学术委员会的“去行政化”
2010年6月，华中师范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成立，除分管学术工作的副校长杨宗凯外，几位校领导全部退出学术委员会。
2011年6月24日，新的《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新章程规定在任的校党政领导成员不参加校学术委员会，将学术的职权与行政权力区分开来；将学校学术委员会与各学院(系、所)和附属医院学术委员会的关系由以往的领导关系改为指导关系，以充分发挥基层学术委员会的自主性。新当选的第六届学术委员会的43名委员中，没有一名是校领导。
2011年3月28日，山东大学公布的新一届学术委员会23人名单中，去掉了校长徐显明的名字。
2009年9月18日，新一届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成立。根据新制定的《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本届学术委员会中不再有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未来，这个完全由学者组成的组织，将成为吉林大学学术评议、审议、论证和决策的最高权力机构。
2011年1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调整学校学术委员会组成人员，除分管副校长之外，此前进入学术委员会的其他两位副校长及各学院院长全部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