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9月24日凌晨2点，81岁的中国药理学家屠呦呦获得2011年度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奖项，屠呦呦是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拉斯克奖素有“美国诺奖”之称，被看做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
但与此同时，就是这么一位获得世界承认、成就堪比袁隆平杂交水稻的科学家，在国内却并不是“学术明星”，甚至没有博士学位、海外留学背景和中国两院院士的头衔……联想到之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中科院院士评审中首轮“出局”的事件，我们的学术评价机制是否存在问题？屠呦呦的获奖又给了我们什么启示？从中值得我们反思的又有哪些？等等。就此，我们约请部分作者发表了看法。
反思中国学术体制的绝佳样本
九木
一位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背景、无院士桂冠的研究者、81岁的研究员屠呦呦之所以引起巨大的争议和关注，不仅是因为这个医学大奖“素有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意义，也不仅是因为这位老人在中国基本无人知晓，还在于屠老其实并不为国内的学术评价体制所认可。由此，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现有的学术评价体制。
这些反思，至少有怎么评价学术质量与学术数量的关系？怎么评价行政级别与学术价值之间的关系。
其一，我们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重学术(尤其是论文)的数量，轻质量(尤其是应用价值)。比如，职称评定，虽然也有论文质量的要求(比如要若干“核心期刊”)，但更刚性的标准往往就在于数量，对论文实际效果，更是无定量的标准。这样的机制下，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垃圾论文”满天飞，“论文大国”的论文被检索、引用、摘录的数量少得可怜。实际上，学术评价不能简单采用像记工分那样的方法，而要以质量为准，要避免采用单一标准。正如卫生部部长陈竺所认为的：真正有价值的医学科研，不应简单看论文数，而应实实在在解决群众的重大健康问题。
其二，我们学术评价体制中行政主导的色彩太重。学术团队中，担任负责人的应该是有学术能力之人，而不该是行政级别高的人。而现实的情况是，科研项目、学术课题组负责的鲜有年轻人的身影，大多是院士、校长或院长、博导。同样，对于一个学术团队获得的科研成果，应该根据学者们的实际学术贡献做出评价，可现实却是年轻人负责主要研究，而团队“产出”的论文、专利，第一作者大多署领导的姓名。
贯穿这样价值观的学术团队，已经成为某些行政领导和学术权威攫取学术资源、学术成果的正当理由。包括行政领导参与学术事务，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获得课题资源，再把课题交给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完成，最后把这些成果全归自己名下。而各种行政性的评奖，也服务于这种“科研模式”，这也就是有些奖越评越多、越评越滥的原因。
总之，屠老荣获“拉斯克奖”，是反思中国学术体制的绝佳样本。因为，我们现行的学术评价体制，已经逐渐丧失了发现、培育、导向的功能。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根本改革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
“低智”社会的一抹曙光
刘铮
屠呦呦的获奖，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曾经的“科学的春天”的无比怀念。
从那一个“科学的春天”走到如今，40年时光里，中国的GDP直线上升，然而，由科学引发的集体狂欢却已经零落。人们更多的忧虑则是，如何不让“低智”成为社会的集体走向。
前一阵，网传日本著名学者大前研一在其新著中说：“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社会’，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后经考证，这一论断当为国人伪托之作，然而，人们对社会低智走向的忧虑，借此可见一斑。
试想，尽管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共同体，但拿得出手的品牌有几个？其中又有几个是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有几个足以影响人类的伟大发明？事实上，缺乏创造力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调结构、转方式的重大瓶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但网传大前研一指出的，中国社会整体的阅读量偏低显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因素。所谓厚积薄发，创造力不是凭空而来，要靠艰苦的学习和长期的积累，没有平日里读书学习的“厚”，何来创造力的“发”？
再看看如今电视上火爆的各类娱乐节目，清宫剧、相亲、投票之类大行其道，无知成为个性，恶搞成为流派，各种出位炒作无处不在，一系列“低智”表演中，价值观被无情扭曲。长此以往，“低智”社会的忧虑还真有可能成为现实。
事实上，在世界迅猛发展、激烈动荡的今天，面对此忧虑的，不仅仅是中国，因而，如何解困，是世界共同的课题。
有专家分析，这种群体低智的举动，与整个社会心态的浮躁有着莫大关联。而除了社会状态决定社会心态这一根本原因外，一个社会的社会心态还取决于这个社会精英群体的心态与作为。从理论上讲，精英群体对社会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大致来说，人类社会的精英群体有三类：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其中，知识精英被称为是社会的良心，有极大的社会号召力。因而，此时屠呦呦的出现，生逢其时。
埋首研究几十载，不问名利为何物，敢于创新又甘于寂寞，正是这两种精神，成就了屠呦呦，使其历经四十余年终大放异彩。这一事实，当成为社会的一座精神丰碑，也是当今“低智”忧虑中的一抹曙光。
眼光不仅向外也要向内
闻涛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是中医古籍《肘后备急方》中的记载，也是屠呦呦发现和提取青蒿素的灵感来源。屠呦呦的成功再次证明，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宝库中有着巨量的财富等待发掘——这也是屠呦呦获奖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
曾经，为了摆脱落后的现状，为了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善民生、增强国力，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借鉴、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和技术。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发展，如今已使我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毋庸置疑，这一过程中，把他国先进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确实功不可没。
但必须指出的是，也正是因为学习、借鉴他国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对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由此伴随而生的是：在我们社会开始逐渐弥漫这么一种情绪，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大跨越，就必须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和技术，非此不可，外国一切的东西都是好的，一切都是优秀的，似乎外国的月亮都要比中国圆。
这不是说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不好，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再学习、借鉴、引进国外的先进东西了，而是说过度迷信，容易蒙蔽我们向内挖掘传统文化宝库的慧眼。当今世界，竞争十分激烈。
必须提醒的是：要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我们的眼光不仅要放眼长远、放眼世界，同时也要静下心来对内注视我们传统文化的宝库，挖掘其中的巨量财富。
屠呦呦的获奖如同一种宣示：外国的月亮不一定比中国圆，中国也有令世界瞩目的好东西。正如拉斯克基金会负责人韦恩·芬顿说，“中国传统医药中仍有很多东西有待发掘，只是需要找到愿意花费大量时间筛选这类产品并将其开发以供使用的人。”是的，至少在医药这个领域，我们古代医药的精华或多或少地被我们遗漏了，我们必须重拾这些沧海遗珠。推而广之，在其他方面同样如此。
当然，妄自尊大，以为自己老祖宗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同样不可取。放眼全球的同时，不忘挖掘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才是科学的态度。
功利淡下去 大师“冒”出来
周明华
像屠呦呦这样的本土大师，是一个时代之翘楚，是一个国家科学创新、技术独立之坚实后盾。诚如温家宝总理所挂怀和钱学森所追问的那样，中国如何才能出现大师级人才？是的，颇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学地盘之宏大，馆堂楼宇之高耸，“天价校门”之堂皇，校内“正处、副处”“正局、副局”甚至“正部、副部”的带官衔教授之拥堂。而真正能独擎学术蓝天、指点创新江山的大师，却似乎已进入了漫长的冬眠期，怎么也“冒”不出个头来。
那么，屠呦呦又是咋“冒”出来的呢？主因不外乎还是她始终耐得住寂寞，视那把被社会普遍认同的“功利标尺”如浮云，几十年如一日，默默钻研。她之所以能在40年前发现青蒿素，并拯救了全球数百万生命，便在于她以一个学人的姿态，一直孤独而自信地行走在科研之阶上。屠呦呦及其领导的中医研究小组从系统整理历代医籍入手，查阅大量地方药志，四处走访老中医，做了2000多张资料卡片，对青蒿素的试验就经历了190多次……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最后淘到了精华。
无独有偶，日前水稻专家袁隆平正好谈到他的“择徒观”，首要条件就是“要下田”。他们用大师般的坚韧与孤清诠释着“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句金玉良言。
当今像屠呦呦这样的科研精英应该不少，但也有一些人，总是被功利思维所左右，不甘寂寞。这些人要么迷恋行政官级，为“学而优则仕”苦苦奔走；要么喜好“整合资源”，甚至去拉帮结伙，串通关系，为取得某笔不菲的科研项目经费“走后门”“踏歪门”；要么从一开始便不想吃苦，只愿“闻香”，不肯“苦寒”，热衷于投机取巧，甚至抄袭别人学术成果走上造假捷径。他们忘掉了科学探索之途上，必须抛弃功利思维，挽起裤脚，多次“下田”勤于实践，方有可能摘取科学王冠之上的夺目珍珠。
所以，中国教育要培育出像屠呦呦这样的本土成长的大师，就必须首先荡涤我们头脑中与科学教育背离的“趋利观”。教育不是赚钱产业，科研不该成为扬名发财的产床，它应是中华民族兴盛久安的千秋伟业。我们应从科研文化的铸就与夯实科学教育基础一步步长期抓起，培育好教育土壤。
如果不尽快荡涤科研领域的功利思维，整个国家的科研精神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需要整合社会意识，尽快制度性推促权行政权力机构从科研领地与大学校园拔出家长意味甚浓的“利益之腿”。
从“三无”追问看社会心态
文今
屠呦呦得奖了，于是，人们又开始了惯常的“追问”，而最集中的“追问”便是：为什么一个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不是院士，不是学术明星？为什么如此重大的贡献居然在国内40年未曾得到公认？
从某种角度来看，屠呦呦获此奖项对当前社会而言，是一针强心剂。毕竟，中国科技界原创的东西太少了，与GDP总量实在是不成比例。那么，造成这一失调比例的原因何在？一个公认的重要因素，就是科技界普遍的浮躁心态，即所谓“科研浮躁症”。
“科研浮躁症”的根源在哪里？主观原因是其一，体制因素等客观环境也难辞其咎，因而，屠呦呦获奖引发对其背后体制的追问自是在情理之中。但是，发出此一追问的同时，还必须看到，这一浮躁症并非独立于科技界，它实际上和整个社会的浮躁密不可分。
事实上，对屠呦呦为何不是院士、不是学术明星的追问本身，就体现出一种浮躁的心态。搞科研，本就需要耐得住寂寞，著名科学家王选就曾说过，“一个科学家如果经常在电视上出现，那么他的科学生命也就结束了”。然而，我们的社会在长期的浮躁心态下，已经遗忘了科学的本身状态，已经习惯了对明星的聚焦，习惯了将荣耀集于明星一身。因而，当一个在大众视野中籍籍无名之人冒出之时，大家便惊讶了。然而，看一看那些置身于大众视野之内的“学术明星”们，其在聚光灯下的走向，无非是当官的当官，挣钱的挣钱，与初衷只能是越走越远。而且，还有一个事实是，青蒿素的发现并非在国内没有得到公认，也并非没有获得国家级奖项，只是前后两个奖项在公信力和影响力上存在落差。
追问之人浮躁得连这点功课都不做了，直接就把青蒿素在国内的成功归于尘土。如此浮躁的反思，难免让反思本身的价值大打折扣。
再比如，在人们常常抨击的科技界的评价体系中，院士、海归、博士的身份常常是集中甚至垄断学术资源的重要砝码，不可否认，这一评价体系的产生有其合理性，但对“身份”的日益热捧，对那些默默无闻、正在为创新而奋斗的人们势必是一种不公，想来，“三无”教授屠呦呦一定也曾遭遇这种不公。而如今对屠呦呦“三无”身份的追问背后折射出的社会心理，却正是产生这一不公的社会基础。
今年3月，“社会心态”被历史性地写入“十二五”规划。社会心态是社会状态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但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焦虑浮躁等不健康的社会心态。前不久，有专家罗列了当前8种不良的社会心态，其中，浮躁位列第一。社会总体状态由每一个个体构成。
所以，当我们发出追问之时，不妨也追问一下自己，看看自己在自己的追问对象中扮演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