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西南交通大学对博士生学籍进行清理,2006年及以前入校的博士生尚有857名未毕业。其中,入学至今已有10年(即2001级及以前入学)但未毕业的博士生达到253位。还有两名博士生于1990年入学,就读已有21年之久。据了解,超期者多为公职人员和企业管理者。
“超期博士”不是只有我国才有,在西方年满5年不能毕业的博士生也不乏案例。但是,一所大学有857名“超期博士”,并且有两名博士生已经就读21年之久的现实,相信只有我国独有。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吉尼斯申报,要是有的话,读21年博士是不是应该可以申请吉尼斯记录了呢?古人讲,“活到老学到老”,而读博士的时间超过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时间,也可以当成一种人生资本来“炫耀”了。
“超期博士”也不是西南交大独有。在此之前,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已经完成了对“超期博士”的清理工作。问题是,是谁纵容了“超期博士”的存在?是学校,还是导师?是教育体制,还是教育环境?我想,这是一个连大学校长都很难说清楚的难题。或许,我们只能通过一波又一波的清理运动,来找到一些安慰。而站在博士教育的角度讲,我国博士的招考、准入与退出制度,似乎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一点无可避讳。
“超期博士”泛滥的根源,其实是博士的泛滥。2010年8月,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新书称,我国博士数量近10年来增加了19万。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夏,我国博士毕业生已经累积达到35万人左右。而自2007年始,我国每年的博士招生人数都超过了5万人。应该说,这个数字是体面的,也确实成就了“世界第一博士大国”的光环。但是,博士数量的提高,给我国高校的博士教育增加了难以承受的负重。
博士群体的扩大,难免会导致博士生源质量下降。一方面,体制之内尤其是官场之中,弥漫着一种“学历崇拜”的思想,许多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都想戴着博士帽管理他人——西南交大负责人所说的“超期博士”多为公职人员和企业管理者,就能说明一切;另一方面,博士的准入制度降到最低,这使得一些不想做学术的、无能力做学术的、只想依靠博士帽实现升官发财的,都很容易地成了博士生。因此,我国成为第一博士大国,并不是一个骄人的消息。直接影响就是,博士群体内部,成分鱼龙混杂,学术能力良莠不齐。
在死板的博士毕业制度面前,一些不能正常上课、不能按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博士生,也很难达到毕业的要求。更加上许多博士生导师不教不授,一个学生若没有本科与研究生的经历,博士阶段也几乎学习不到什么东西,更多的时间里,只是导师的免费劳动力,而且,免费的劳动力,毕业越晚越好。博士们若不自立自强,似乎很难提前毕业;即便奋发图强,也还要看导师的眼色。
博士是我国的最高学位,博士群体的质量,代表着我国未来的学术能力甚至是生产力。因此,博士教育容不得有半点疏忽。我们看到一些大学已经开始停招在职博士生,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说明一些学校正在考虑如何从根源上杜绝“超期博士”。除此之外,推行严格的准入与退出制度,强化对博士生甚至是博士生导师的管理,是摆在诸多大学面前的当务之急。(王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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