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专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教育部已经开始制定方案,以回应异地高考这一民生问题。社科院副研究员曲相霏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在户籍政策上不大可能放开,反而可能会越来越紧,这跟教育部的想法并不一致。
其实,异地高考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复杂,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放禁随迁子女在本地高考,并以户籍作为限制,并不完全是出于户籍福利的考虑,而是更多地考虑到本地户籍考生考取大学的几率。毕竟,现有教育体制下,高考终究还是一个分配高等教育资源的方式,各类高校将招生计划配额给各省和直辖市,通过高考予以分配。随迁子女的加入,本地考生能够分配到的蛋糕只会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由于各地教育手段、教育方式的不同,学生考试获取分数的能力也不相同,在某些省份,异地高考无形之中还会让本地考生失去竞争力。
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很多地方相对于其它领域的公共资源,加快向外来人口放禁的同时,却始终不愿意在户籍上让外来人口子女实现“高考移民”,本质上是基于地方对“高考资源”固守之下的“利益壁垒”。尽管“利益壁垒”的存在,客观上与城市化的发展背道而驰,也与外来人口的民生诉求相去甚远,但是异地高考后,大量随迁子女的涌入,又的确给地方争取全国高等教育资源蛋糕的利益,带来整体损害。
事实上,异地高考从另一层面考验的还是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如果不从分配上向一些人口流入基数大的省市倾斜,单纯地苛求遵循教育公平,也是不合理与不公平的。要想真正实现异地高考,破除地方的“利益壁垒”,就必须重新审视高考作为分配高等教育资源基本手段的属性,调整与改革分配方式,建立弹性的招生机制,确保地方在推进异地高考的过程中,不发生利益受损。
比如,改变高考对地方招生的配额方式,高考的招生与所在地参考人数在全国高考总人数中的比例相挂钩。这样的方式,还原了考生享有教育公平的普遍权利,并有效地解除户籍对权益的束缚,为异地高考构建畅通的渠道,而各个地方所需要做的仅仅只是如何防止“高考移民”中利用教育质量“地区差”,带来的不公平“高考竞争”,真正推进异地高考与随迁子女分享公共教育资源的有机融合。(木须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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