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天下
侯仁之对明代大地理学家徐霞客推崇备至，“情有独钟”。侯仁之敬慕徐霞客一生把全部精力放在自然探索上，从而为自然地理学开辟出一个新方向的这种痴情，也许，他更羡慕徐霞客那种天地任我驰骋的侠气。千古文人侠客梦，更何况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人，大自然就是他的工作室。
北京大学教授于希贤说：“侯先生学历史出身，但他的眼光一直是看向窗外的，告诉我们要到自然当中去，念活书，经世致用。”
20世纪60年代，侯仁之把目光投向了沙漠。这缘起于1958年的一个会议。
1958年10月，侯仁之作为北大地质地理系的系主任，参加了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六省区治理沙漠规划会议。会后，他犹豫了，自己要不要直接参加这项工作？毕竟在沙漠中进行历史地理学的考察，在中国前无古人。考虑过后，他接受了这一全新的挑战。
从1960年开始，侯仁之利用假期，带领北大地质地理系的部分师生进入西北半干旱地区，对宁夏盐池、灵武一带的沙漠化和土壤侵蚀状况进行调查。
沙漠考察是艰苦而危险的。侯仁之回忆这次考察时，深有感触地说，这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终于走出了安适的小书房，开始进入荒无人烟的沙漠”。
这一个多月不同寻常，侯仁之发现了大量的历史时期人类活动遗迹，他触目惊心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同时，也开辟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回来后，他写出了专题研究论文——《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河东沙区的变迁》。
1962年底，侯仁之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十年考察计划：从1963年到1972年，完成从内蒙西部经河西走廊，一直到新疆南部的沙漠考察。
1963年，侯仁之来到了乌兰布和沙漠，为包钢建设相关的配套基地作论证研究。
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他们发现了3个古城，经考证是汉代的临戎、三封、窳浑。后来，他与北大考古系俞伟超合写了《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两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和当地政府的重视。
1964年8月，侯仁之又和有关人员一道，来到了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漠，考察了沙漠东南隅红柳河畔的两座古城废墟——统万城和城川城。
侯仁之环绕城墙，徘徊在旧河滩，在史籍和旧迹中寻找答案，凡是文献所及，他必加引证。他对沙漠的起源、流沙的移动、古湖泊的消失仔细探寻，还借助碳14测定，进行孢粉分析，站在了沙漠历史地理考古的前沿。就此，他发表了《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等有关当地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研究论文，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沙漠历史地理”的开创，可以说是侯仁之试图把有浓厚的沿革地理传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引向科学的历史地理方向的一次努力。在侯仁之的带领下，西北地区历史环境变迁研究工作蓬勃开展起来，北大也建立了“沙漠历史地理”研究方向。侯仁之的研究为营造三北防护林带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文革”让侯仁之中断了沙漠研究，“文革”后期，有了行动的自由，侯仁之又走出了京城，应邀走向河北、山东，把他的“城市历史地理”理论应用到百废待兴的城市建设中。
生活中的侯仁之奉行谦和之风，但在城市规划时，虽是请来的客人，他却从不“客随主变”，是非问题从不退让。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些规划都是科学和有远见的。
“在当时的气氛下，能从历史文化和当地客观条件出发，来定这个性质是不容易的，侯先生还是坚持真理、坚持科学的。”当年同去的北京大学谢凝高教授后来说。
侯仁之认为：“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城市地理的研究上，对一个城市的起源、城址的演变、城市职能及城市面貌的形成和发展，都应该看作是研究范围内的事。”因此，他在这些城市所做的工作，既丰富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研究范围，同时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应用到指导城市规划和发展的事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