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称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无合同无社保成黑工(2)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打黑工总比没工打强”

　　“干得多、挣得少”，这是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生活写照。因此，教师流动性大成了打工子弟学校的常态。

　　刘顺军告诉记者，他所在学校的教师一个学期能走一半。赵俭竹说，他基本上是两三年就换一个学校，有的是因为“学校拆迁”、有的是因为“自己搬家”，还有的是因为“学校实在太欺负人干不下去”。

　　虽然待遇差，但对不少人来说，他们“只能干这个”。

　　“在老家我就是个民办教师，1971年就是了。”赵俭竹说，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中年龄较大的不少曾经是“老民办”，对教育有感情，而且“除了教书咱也不会干别的”。

　　对于年轻人来说，留在打工子弟学校则是不得已的选择。

　　刘喜峰在打工子弟学校已经“熬”了四年，这期间，他还常常担心拆迁的到来。“警察走了，城管到来；送走城管，警察又至，每次闹得人心惶惶。”去年9月，他所在的海淀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最终还是接到了被取缔的通知。

　　住在学校附近的城乡接合部，刘喜峰晚上改完作业，常躺在床上抽着烟，考虑第二天的课怎么上。有时下意识地碰到了腰包，便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这时，他脑子里常常闪过家人劝他的话，“去工地上干活不比教书挣得多？”

　　刘喜峰想得很清楚，只要一有更好的去处，他便一走了之。但目前，刚刚28岁的他仍渴望在这个愿意接纳他的地方多锻炼几年。毕竟，当初在他没有地方可去的时候，是这里“收留”了他。

　　杨成2004年还是河北唐山的一名在编教师，因当地“生源严重不足，教师编制过剩”，教师下岗不可避免，他便带着孩子来到北京，辗转来到现在的打工子弟小学。

　　说起工资待遇，刘喜峰和杨成不约而同叹了口气。刘喜峰说，这就像包工头和民工的关系，一些校长“给自己留着大钱”，对外称学校亏损，一把鼻涕一把泪说“苦一些，都是为了教育，为了孩子”，却用小钱招三四个教师来，教几百个学生，并把教师的工资压得很低。

　　杨成所在学校的校长是他的表舅，平时待他很客气，但发起工资来和对其他人一样。这位校长说，虽然教师很辛苦，但他们流动性很大，学校一共16位专职教师，平均一学期就能走一个，“我在假期里发了工资，开学你跳槽了怎么办？”

　　这位校长还告诉记者，即使在这样的待遇下，还是有人源源不断地想来他的学校做教师，有的是因为在其他地方难以进入教师编制，找个跳板暂时歇脚，工资不多没有保险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还有的根本不善于教书，是生活所迫，出来混口饭而已。

　　韩嘉玲的调查显示，有至少一半以上的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具有教师资格证，但即便是“有证”也一样打黑工。曾有人问刘喜峰，“你也有教师资格证，咋不和学校打官司？”他总是沉默不语，“官司要打肯定能赢，但赢了之后饭碗就保不住了，拿到手的赔偿款还没有一个月的工资多。”

　　“我也知道钱少、没保障，但打黑工总比没工打强”。刘喜峰说。

　　师生关系难理顺使教师很难产生职业成就感

　　除了课时多之外，刘顺军的另一个压力来自学生，“学生多，差异大”。

　　不少打工子弟学校实行包班制，即教师担任某一个班级所有课程或主要课程的老师。刘顺军教四年级一班的语文、数学、音乐和美术。这个班63名学生，有50多名学生常年跟随父母“南征北战”，居无定所，成绩悬殊大，最好的能考到98分，最差的则是零分。“人数多，想给他们补缺补差一时都无从下手。”

　　最难的还是给学生们上课。这些孩子来自天南海北，有的是初次出远门，很多知识他们闻所未闻；有的是满口方言，不会说一句普通话。刘顺军经常遭遇的情况是，他在讲台上讲得口干舌燥，下面的孩子们却一脸茫然。

　　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流动性大，学生的流动性也很大，每到学期末便会有学生跑来问刘顺军，“老师，下学期您还在吗？还教我们吗？”

　　“两个流动性大加在一起对孩子的正常学习影响更大。”这也是韩嘉玲研究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群体的原因所在。

　　不少教师认为，他们和学生相处得还比较融洽，但是和一些家长的关系却有点“紧张”。马生杰说，他们学校去年一个学期就被家长气跑了两个老师。

　　今年36岁的楚云花在北京大兴区某打工子弟学校任教，她在家乡时学过幼教，所以，在这个学校教学前班和一年级的数学和语文。“孩子在学校的时候能把作业写得整整齐齐的，但是拿回家写的作业乱得简直认不出来。家长根本不管孩子的学习。”

　　马生杰晚上偶尔会去网吧查些资料聊聊天，总有一些熟悉的学生在看到他以后，箭一般地溜出去，还没等他认出是谁，就已经消失了。

　　为了让家长督促学生写作业，马生杰要求学生的作业本上必须有家长的签名。有一些孩子模仿家长的笔迹被他识破，但在和这些学生聊天后，马生杰发现，有的竟是家长懒得签，让孩子代签的，也有一些是家长自己签，但也仅仅是签个字而已，并不会在孩子旁边看孩子做作业。

　　不过，要是孩子的身体有个磕磕碰碰，家长便会较起真儿来。一次，马生杰班上两名女学生在课后因为一块橡皮先是吵了起来，随后便打在一起，矮个头的学生不小心磕在地上，把门牙磕掉一小块。马生杰带学生处理好伤口，接着通知家长来。

　　看到马生杰，受伤学生的父亲上去就是一顿吼，要求把另一个学生交出来，“我道上有人。”马生杰再三解释，这个家长却说他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今天受伤的是你女儿，你会怎样？”

　　打工子弟学校地处城乡接合部，治安相对较差，同时学生家长的人员构成也相当复杂，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大了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生存难度。再加上不太顺畅的师生关系，也使得这些教师很难产生职业上的成就感，这使不少因心存教育理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更加感到困惑。

　　马生杰那次和学生家长的冲突，后来在学校附近的诊所里僵持了半个小时，最后还是因为马生杰一句“孩子的医药费我来垫”，整个事件才得以平息。本报记者 邱晨辉 樊未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