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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南科大熬过最难的一年

2012年03月04日 14:19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参与互动(0)

  来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朱清时委员终于打破了半年来的沉默。他的脸上也有了笑容。66岁的他不停地说,自己熬过了“最难的一年”。

  他执掌的、正在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在2011年迈出了中国30多年未有的、却也是风波不断的一步——未经教育部的批准,招收了45名只有高中二年级学历的少年,开始了“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试验。然而,自那以后的整个春季和夏季,朱清时和他的学校都“过得糟透了”。

  在炎热的6月,与他并肩筹建学校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突然宣布离去。在公开的声明中,他们直言不讳地批评朱清时在改革中提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口号”。

  他们批评南科大缺乏清晰定位和制度设计,并称“南科大负责人”鼓励学生抵制高考的做法,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煽动”。

  45名学生的确无一例外地缺席了6月的全国统一高考。这被不少人解读为一种“反对旧体制”的姿态。其实,高二学生本来就没有资格参加高考。

  朱清时,这位化学家、中科院院士和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用《易经》里的“困卦”形容自己当时的处境。

  这些事情都出乎他的意料。卸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之后,他原计划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古陶瓷,结果遇上了“可能是一生中最有意思的事情”:2009年10月,受邀到深圳,创办一所具有革新意义的大学。他希望这所学校不会轻易受到行政的过多干涉,在学术上“小而精”,就像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那样。

  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诸多领域都出现了这样的声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驶入了深水区”。

  朱清时就在深水区里遇到了可能翻船的危险。

  南科大的筹建,用他的话说,“没有碰到红灯,没有碰到绿灯,全都是黄灯”。

  与3位香港教授的意见相左,他坚持先引进好的人才,再制定学科规划。“在中国,并不是想要什么人就能迅速找到的,而是碰到机会能引进什么人,靠人来决定设什么专业。”

  反对者离开之后,外界质疑接踵而至,使朱清时备受打击。2011年7月,他在有些空旷的南科大办公楼里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们面临生死大计。”

  自那以后的大半年里,朱清时一改往日敢言的风格,变得异常沉默。有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问他:“朱校长,您到深圳以后,都不会笑了吗?”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去年我们遇到了可能翻船的危险!”今年3月,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朱清时再次对中国青年报说,当时,深圳社会各界都怀疑南方科大是不是能办下去。“只要认为校长选错了,南科大这样办不行,我们就真的翻船了。”

  因此,他只能“沉住气,咬住牙”。

  目前看来,南科大像是挺过了“背水一战”。一个证据是那栋5层的办公楼已经挤满了人。该校从全世界8000多位申请者中挑选了首批48位全职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大约半数申请者来自国内其他高校。申请者中不乏海外高校的正教授。朱清时说,风波使招聘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最终结果表明,主流学术界还是认可南科大的。

  在盘点2011年影响全球学术界的新闻焦点时,美国《科学》杂志为3月份列出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东日本大地震及其造成的核泄漏危机,另一件便是中国第一个绕开高考录取的学校——南方科技大学的开学。

  按照《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朱清时还邀请了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校长杨祖佑等5位教授组成顾问委员会。

  “我们正在走出低谷,南科大的骨架已经建起来了。”朱清时说。

  不过这所大学的生命力仍有待考验。譬如因为要“去行政化”,取消行政级别,南科大在招聘管理人员上不像招聘师资那样顺利。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公务员愿意应聘。朱清时说:“公务员到南科大来,前途不明朗。他们原来都是要升官的。”

  为了办学试验,朱清时本人预备作出妥协,但“不是根本性的妥协”。他计划要求今后招收的学生参加高考。不过他强调,他们只需达到本科分数线就行,南科大录取仍以自主招生为主。

  进入2012年,这位“理想主义者”的心情愉快了不少。他听深圳市的一位老领导说,深圳30多年来每次有重要事情,都会出现反对的声音,遭遇很大的危机。朱清时听了恍然大悟:所有的改革者都一样,“原来南科大并不孤独!”

  今年2月23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提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朱清时看到后立即“对号入座”,觉得“简直像为南科大说的一样”。

  朱清时先后做了2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他看来,一些领域的改革进入“停滞”状态。与此同时,改革的呼声不断得到中央政府的响应。

  譬如,他注意到,这20年的大多数时间,教育界人士都呼吁使教育投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个目标2012年就将实现。他多年呼吁的高校“去行政化”,起初被视为异端,如今明确写入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他对此感到满意,因为“去行政化”是渐进的,不能突变。

  他还记得,在20世纪末有人提出“教育产业化”,结果它像“瓶子里放出的魔鬼”,膨胀起来就再也收不回去了。

  以敢言著称的朱清时说,自己曾有一次当着国务委员的面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之后良久,会场鸦雀无声,只有两位大学校长举手声援。会后,他在拥挤的电梯里听到有人背后议论,“朱校长这个人,连什么场合说什么话都不懂”。

  朱清时告诉记者,南科大的风波把自己的锋芒都“磨得差不多了”。但只要来到“两会”,自己就不愿意说违心的话,否则宁可沉默。

【编辑:吴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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