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儿子考不上大学我也有成就感

　　1809年，时任普鲁士王国内政部教育司司长的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了世界大学“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基本原则。

　　1984年，美国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博克撰写《走出象牙塔》一书，主张美国大学逐渐融入到社会中去。使得美国大学超越德国大学，走在时代的前面。

　　今天的中国大学如果按现行各种指标量化的排名方法，没有一所能进入世界大学前100名；按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成果排名，可能已在200名以后……

　　当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谈起现代大学历史与发展时，他的神情一度高涨激昂：“如果一个学生，所有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拿到一个文凭，拿到文凭的目的是想混口饭吃。那有什么用？知识可以传授，一个全面发展的素质是传授不了的。如果他向吝啬、自私、损人利己的方向发展，就是因为你为他创造了这样的环境。怨不得他！”

　　在这位从小生长在教育世家、性格直率、笑容爽朗的校长眼中，“教育”似乎是如此的神圣，不可被任何利益和目的所亵渎；却又是那么简单，只要去做自己喜欢的、想做的就好……

　　“教育世家”的背景我谈不上

　　谈起自己“教育世家”的背景，龚克显得有些含蓄，笑称：“谁告诉你是教育世家的，谈不上，谈不上！”

　　1912年，中国银行在上海大清银行旧址庆祝成立并开始营业，其祖父龚饮冰便是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总经理，后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而龚克的父亲龚育之也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从1954年祖父龚饮冰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父亲龚育之当选中共十五大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到今天龚克担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已有58年。

　　然而在龚克眼里，自己只不过成长在一个平常的读书人家：“我父亲是学化学的，后来一直搞到党史去，我母亲学数学的，后来到物理，后来到数理逻辑，后来到了哲学。所以我们家书也是什么书都有，三教九流什么都有。有时候大家坐下来一人抱一本书在看，整个家庭的环境，对我后来走上教育这条路，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我是初中毕业就进了工厂，当时北京一所高中都没有。我是一个车工，工作中就接触到很多新的东西，像对数的挂轮表，还有‘涡轮槽’。文革时我就是小学五年级，当然不知所以然，加工的时候特别困难又不懂知识，当时就觉得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在折腾我们。工作时间越长，发现自己不懂的越多，就觉必须得学习了，自己都瞧不起自己。我们那一届77级大学生，是真想上学。”

　　“后来我跟老师讨论，我说你现在想把这么多东西讲给学生，当年我们学过没学过呢？没有。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所以问题不在于你把什么东西灌给学生，学生还非要用分数、用一种考核标准来应付。我觉得这不是教育，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教育是点燃一把火，要把学生心里的那些东西点燃了。”

　　“我从来没和父母谈起过关于教育的问题。这些东西都要自己琢磨的。我们让小孩子背诵了很多东西，因为这个用考试分数来管着他。但是他心里并不理解的事情，我们的教育是要通过生活，学习到很多经验，这是用教条式的、课本式的东西是做不到的。你以为从小从幼儿园开始，形成了这种排名的制度，这是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啊？”

　　儿子考不上大学的思想准备我都有

　　“身为一位大学校长，您会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当记者问到这个问题，龚克笑了：“我这个孩子怎么教育？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孩子从小没上过任何补习班，不是我不让他上，我问过他，他不愿意上。不上就不上吧！他是足球的二级运动员，小时候就是因为喜欢踢足球，还自己组了队，在北京市得过奖。现在已经工作了，还每个礼拜还去踢足球。”

　　“您就是清华毕业的，现在还是名校校长，会不会认为，我自己的孩子也要上名校……”记者的问题还没有问完，龚克就立即回答道：“他就是没考上清华啊！上的是西安交大。西安交大是我当时判断在北京招生的好学校里面，取分最低的。也挺好啊。说实在话他考不上大学的思想准备我都有，而且我都不打算让他复读，找一个职业学校上什么的。我这个思想准备真的是有的。”

　　这样的话从大学校长的口中说出，让人多少有些难以相信。龚克显然看出了记者的疑虑：“当然，我对他从小也有特别的要求。第一不能偷东西，第二不能撒谎，别的多可以容忍。我家里放钱的抽屉，每一个房门，从来不上锁的。但是小孩想要上我抽屉拿钱，那就要挨揍了。这是我最严的要求，基本的品德一定要好，至于学习，得看自己的努力了。”

　　“我们让小孩子背诵了太多东西，用考试分数来管着他。但是他背下来的东西，是自己心里根本不理解的事情，我们的教育是要通过生活，学习到很多经验，这是用教条式的、课本式的东西是做不到的。你以为从小从幼儿园开始，形成了这种排名的制度，这是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啊？”

　　“身为一个家长，孩子考不考的上好学校，排名是多少，其实关键就是看你的价值观，我也是工人出身，77年我要是没考上，现在不也是工人，那也没有什么不行。我觉得活得挺高兴的，我也有我的成就感。”

　　我们大环境的问题不能怪孩子

　　对于当下社会讨论热烈“高考改革”的问题，龚克表现出十分谨慎的态度。

　　“说到高考这件事，我觉得要讲三句话，第一句话高考必须慎重，高考改革必须慎重，我是77级的，我们知道当年否定了高考是什么样的效果，当高考恢复时亿万人民欢欣鼓舞，这是最真实的。”

　　“高考现在已经是在中国的社会意识里面，被普遍接受的无论你家庭出身，无论你的社会关系，无论你所在的地域，都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个通道。”

　　“第二句话，高考的改革必须明确方向。我要改革的话，我要改什么？向哪去？这个方向是什么呢？我的观点，如果我们教育是向素质教育转的话，那我们高考应该向对素质的全面考核转的。现在高考最大的缺点，是不能全面的、综合的衡量一个人的素质，而不是看知识掌握的情况。高考要明确发展。”

　　“第三句话，高考的改革需要由易到难的过程。在南开大学今年的自主招生中，我就想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概念，一个学生不是凭总分高就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人。现在的学校只能把总分最高的人，排在最热门的专业里面去。这是一个显然的缺点。本来高考已经按总分来录取了，我就在自主考试加分的时候，尝试着这样做：你的数学成绩比较高，那么如果报考对数学有特别要求的专业，就给你加分。”

　　“其实我很想告诉学生的就是，文凭帮不了你太多的忙，你是不是有学问，是不是懂生活的道理。但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环境，从来都不大注意把这个道理告诉学生，告诉你的就是一定要拿到大学文凭，要不然你在社会竞争中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分数、学位成了一个追求的目标，这是我们教育上的失误，不能怪孩子。”

　　在采访的结尾，龚克再一次提到了“不能怪孩子”。(记者 陈训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