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教育部六发减负文件 难遏学生升学压力(2)

　　学习负担过重表现在哪些方面？

　　为什么我们要提“减轻中小学生过重学习负担”而不只是“课业”负担？就是考虑到还有一些学校之外的因素，比如课外班的负担。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化学特级教师罗滨曾去一所小学调研。和一位五年级孩子的对话，让她印象深刻。她问孩子：“如果你给老师当老师，你最想做什么？”孩子说：“最想给老师布置作业。”罗滨很好奇，接着问：“给老师留什么作业呢？”孩子回答：“让老师抄课文。”“抄多少遍？”罗滨随口问道。“抄50亿遍。”孩子说。“这个回答，让我一辈子难以忘记！”罗滨说，“50亿遍，可见孩子多么讨厌老师布置的重复作业。”

　　“站在学校的立场，从校长的视角看，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学习的时间过长，用于应付学科考试的时间过长，用于睡眠的时间过短；二是心理负担过重，作业过多，机械记忆的内容过多。”丁正后说。

　　在李永生看来，当前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外延性学业负担，即学生学业门数过多，容量过大所造成的负担过重。另一种是内涵性学业负担，即教学中前后知识之间跨度太大、坡度太陡所造成的负担过重，学生缺少直接经验的支持，难以理解。

　　除了课堂内的学业负担，课外班也造成了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为什么我们要提‘减轻中小学生过重学习负担’而不只是‘课业’负担？就是考虑到还有一些学校之外的因素，比如课外班的负担。”中国教育报总编辑翟博说。

　　对于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表现形式，罗滨认为，首先是学习时间的延长，主要是课外学习时间延长，这导致了学生课内主动学习时间减少，降低了课堂学习效率。其次是考试太多，周考、月考、联考和模拟考等频繁；作业太多，而且是超范围、重复性的。再其次是以提前学、超前学、大家都学一样的为特点的课外班。家长对孩子期望很大，很舍得投入，有以英语、数学为主的课外班，还有以提升综合素质为主的音乐、美术类课外班，全方位发展的美好愿望给孩子带来了负担。

　　北京师范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苏君阳教授用“三超五多”来描述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现状，即“超纲、超量、超时”和“资料多、考试多、竞赛多、补习多、作业多”。

　　造成学习负担过重的原因何在？

　　家长和学校都是非常爱孩子的，但面对现实又非常无奈。他们既爱孩子，又无限制地制造了孩子们的童年恐慌。不走出竞争性教育、应试教育的怪圈，很难彻底给孩子减负。

　　“前段时间，我收到了黑龙江牡丹江市某中学部分家长的来信，反映孩子学习负担过重。”翟博说，“减负关系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学生的全面发展，更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但现在中小学生学习负担为什么这么重？原因到底在哪里？”

　　“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不只压在学生身上，更压在我们心上！”提及学生学习负担之重，马东宝显露出内心的无奈。

　　“有朋友说，只要高考指挥棒还在转，就别提减负，但是如果明天没有了高考，孩子们就能轻松吗？没有高考，还有研究生入学考试、公务员考试，还有各种各样的考试，这些考试会把压力一层一层向下传递。”马东宝说，“有人说教师是罪魁祸首，为什么要布置那么多作业，上那么多课，该放假不放假。当然，这里存在着教育的误区，部分教师错误地解读了付出、拼搏与成功的关系。可是，没有成绩，教师会丢掉饭碗；没有成绩，学校会在公众心目中失去位置。即使教师、学校减负了，孩子们就能减负吗？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职业和地位的诱惑，这才是植根于社会的深层次原因。”

　　“家长和学校都是非常爱孩子的，但面对现实又非常无奈。他们既爱孩子，又无限制地制造了孩子们的童年恐慌。不走出竞争性教育、应试教育的怪圈，很难彻底给孩子减负。”洪明说。洪明认为，目前学校和家长增加学生负担的行为也有自己的苦衷。从学校方面看：升学率是衡量一个学校的重要指标。对学校而言，最现实的做法就是反复训练、增加负担、考试施压、相互竞争，获得大面积丰收；对于家庭而言，独生子女时代加剧了家长对子女成功的渴望和失败的担心，而升学(名校)又是公认的成功标志。在名校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现代家庭之间围绕升学产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起跑越来越早，赛跑的距离越来越长，孩子的负担自然越来越重。

　　“关于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原因，尽管以考试成绩为导向的教育评价和人才选拔机制常常遭人诟病，但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支撑起现有教育评价和人才选拔机制的，是更为广泛，同时也更为深层的相对单一的人才观、成功观和评价观。”王葎说，“而以众多教育者和家长为代表的成人世界对这些价值观的趋之若鹜，起到了进一步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葎的观点，让马东宝想到了自己的女儿。有一次带孩子去早市，天很冷，正好看见一个菜农拖了一大车菜，费劲地走进菜市场。他对孩子说：“你看，这些人生活多艰难啊！”其实，马东宝下半句想教育孩子，要更加努力之类。没想到，马上被孩子抢白了：“没准他很快乐呢！”那一刻，马东宝很震惊，他没想到孩子眼中对职业的理解就是生活的快乐。“对成人来说，如果自己的孩子是菜农、清洁工，能接受吗？如果有一天，我们把‘生活的快乐’作为职业的最高注解，我们的孩子也许就能轻松了。”马东宝说。

　　“因社会问题带给学校、教师、家长的升学率压力全部传递给了孩子，孩子的负担太重了。”梁威认为，目前减负面临的困境既有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也有中国人口众多带来的问题，还与社会评价的导向和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价标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