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师谈城乡教育鸿沟:贫困山区离北京差70年(2)
城里的学生们都“又白又胖”,农村的孩子却又黑又瘦
除了四处参观,他们最重要的行程,是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小学校长论坛”。不过,8月24日这一天,当卢有英坐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的会场时,他紧张得头脑空白,几乎“不知道手脚该放在哪里”。
和他坐在一起的包括北京高校的教育专家、媒体负责人,以及大型企业的高管。可在此之前,他从不知道什么叫“论坛”,也没见过这么大的会场。他对于开会唯一的印象,就是“关掉手机,不要讲话”。
事实上,几乎每个参会的校长都露出了点紧张的神色。四川省普格县校长刘日沙站上讲台后,双手一会儿背着,一会儿插袋。
“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站到人民大会堂之中,确实……”这位老校长顿了一下,“该怎么说呢?我比较激动,还有些……有些害怕。”
另一位贵州赫章山区小学校长聂章林在台上一股脑背出了许多数据:孩子的每一顿饭要花多少钱,孩子上学时到底走了多少崎岖的山路。
“我仔细算过,小学三年级毕业时,孩子就走完25000里长征了,累都累得长不大!”聂章林加重了语气,声音却有些颤抖。
这位校长在北京之行里吃惊地发现,这里的学生们都“又白又胖”,而相比之下,自己那些山里的学生,都显得那么瘦、那么矮小。
作为活动中唯一一名女校长,来自贵州赫章的姚廷琴发言时有些腼腆。因为时间限制,她只说了两句话:“撤点并校之后,我们小学要搞‘寄宿制’,我不知道我们学前班的孩子怎么办?他们不能寄宿,他们寄宿的哥哥姐姐也管不了他们,怎么办?”
上台之前,姚廷琴憋了“一肚子的问题”。“我们这次是带着任务来的,是来反映问题的。” 姚廷琴不止一次这样说。不到一个月前,她刚因意外怀孕而做了人流手术,但这次她依然不顾丈夫的反对,坚持赶来北京。
对绝大多数乡村校长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在众人面前,说出自己的经历和困难。
来自四川井溪乡的校长余兴友在开场白中说:“我在山区里做了36年校长。”台下,一片雷鸣般的掌声让他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停顿了几秒钟之后,他才开始介绍学校的情况,讲述他与其他老师怎么去寻找那些在上学路上失踪的孩子。
坐在台下的卢有英一直在点头,事实上,几乎每个乡村小学都面临相似的问题。在北京的几天里,他满脑子都在考虑,新学期即将开始,学校多了一个班级的新同学,却怎么也腾不出一间新教室。
连坐在人民大会堂宽敞的会场的时候,这个乡村教师依旧在默默盘算:“实在不行,只能让两个班级90多个孩子挤在一个教室了。”
城乡之间的差距已经是现实,永远无法改变。
在论坛举办前的两天,一群乡村校长曾经与北京崇文小学校长进行了一次交流。
来自北京的校长给大家展示了崇文小学的环境,家长们对学校的赞美,以及该校如何“用心、用情、用爱”做好学校的管理。
卢有英很认同这所小学的管理理念,但一些具体的方法他却没法照搬。比方说,这所北京小学常常召开家长会,家长与老师可以沟通许多问题。但在卢有英的学校里,90%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家长们连人都找不到”。
“如果我们也能请到家长,我们的教育可能就不一样了。”卢有英说。
在卢有英生活的瑶族村子里,年轻人越来越少,当年男女青年对唱山歌的场景早已不复存在。乡村小学找不到的,不仅是家长,还有愿意教书的老师。
早在他读初中的时候,卢有英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他曾经读书的村小里,老师们总是来来往往,教学质量不稳定,“孩子们读来读去都是一年级”。这个年轻人那时就在心里感叹:“如果是我来教书那该多好啊!”
1989年从县城教师进修学院毕业后,卢有英如愿返回家乡教书。当了16年代课老师,他通过自学考试,成功转正。可在他任教的小学里,老师依旧稀缺。几乎每个学期都有老师离开,新学期到了,学校就一片忙乱,到处寻找代课老师。
“为什么你们都要往外边跑呢?”他曾经这样问一些年轻人,对方一句话就把他顶回去:“做代课老师那800块钱,我出去打工几天就挣到了。”
眼下,卢有英所在的小学共有6个年级,330名学生,却仅有9位老师。新学期还没正式到来,一位已经申请调走,另一位也正在打报告。
这次来北京的一群乡村老师,几乎所有人都面临着与卢有英相似的难题。坐在旅游大巴车上,校长们最常谈论起的话题是怎样分配人手。在这些学校里,师生比例普遍达到1∶30以上,老师和校长统统身兼多职。他们教书,做饭,当宿舍保安,也当孩子们的“爸爸妈妈”。
北京的论坛上,男主持人曾经走上台,动情地称赞他们:“是你们让我们看到,在贫困山区,是谁在支撑起这些校点,是谁在为孩子们守护未来。”
但在私底下,许多校长坦承,“自己已经不堪重负”。
“城乡之间的差距已经是现实,永远无法改变。”一位校长对记者说。
除了每天繁重的工作,让卢有英心里犯愁的,还有自己的终身大事。作为家里的长子,他至今仍未成家。“我们看上的姑娘,别人可能又看不上我们。”卢有英说。
他始终不愿意离开村子,离开学校。他想象着,如果有一天能娶到一位村里的姑娘,他就在学校旁边盖一间自己的小屋。
不过,大多数时候,他没有时间想这些。刚结束北京之行返回大山深处,学校的事务就扑面而来。在即将到来的新学期,他首先要做的是买一根旗杆。
在卢有英任教的学校里,已经很久没举行升旗仪式了。多年以前,他们曾用一根毛竹当旗杆,毛竹成天遭受暴晒和风雨,很快耗损倒下。在那之后,学校一直没有挤出经费,添置一根正儿八经的旗杆。
在北京的时候,因为行程安排太紧,主办方临时决定取消观看升旗仪式的活动,这成了他北京之行最大的遗憾。“我想象,如果能看升旗,那一定是很自豪、很骄傲的事。”卢有英说。
而整个行程最让他激动的经历,是他抽时间坐公交车去看了一眼卢沟桥。当时,这位中年男人几乎要流下眼泪:“石狮子、宛平城、永定河,我全看到了!”
在此之前,和他山里的那些学生一样,这些课本上的内容,只能不断出现在这位乡村老师的想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