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如何走出立法“真空”？(2)

　　家庭与学校、社会共同构成了人成长的基本环境，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共同形成了人成长的完整教育体系。其中，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乃至社会教育的基础，是个人幸福、社会稳定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基石，从此意义上说，家庭教育不仅是私事，也是一种具有重要公共利益性的公共社会事务。为此，家庭教育既需要家庭投入，进行家庭私育；也需要国家的支持、指导和保障，提供社会公育，尤其是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过程中必须给予全面、必要的组织指导。

　　因此，家庭教育立法并非“控制家庭”，而是强调家庭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当中的重要性，强调国家对家庭教育提供支持指导的重要性，强调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形成合力的重要性。立法的着眼点，“在于国家如何为提高家庭教育的水准，提供更多的支持保障。”林建军说。

　　通过立法，家庭教育就能够保证每个家庭成员，特别是未成年人，能够全面健康的发展，成为合格的国民，进而增进每个家庭的和睦幸福，进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林建军说：“少年强则国强，同样，家庭强则社会强。”

　　林建军认为，在家庭教育立法中，国家不是直接参与实施，而是通过立法保障未成年人受到教育，保障未成年人全面发展，保证每个家庭，特殊需求的家庭，获得必要的支持；最大限度调动资源，为家庭提供更科学、专业、系统的指导，提供更全面，更多样化的服务；加以必要的规范，包括规范家长的行为，规范服务机构的行为。

　　立法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

　　儿童的早期教育对于今后发展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充分证明，保障受教育权的公平，要从家庭开始，家庭教育在受教育权实现中的作用越来越凸现。因此，需要从法律上扩大对未成年人受教育权保护的范畴，打破传统上仅限于学校教育的概念，要延展到家庭、社会。

　　“因此，保障公民在家庭中受教育权的实现，可以作为立法的宗旨之一。”教育部法制办公室副主任王大泉说。

　　王大泉认为，家庭教育立法要解决“牛肉在哪里”，即立法可以给利益相关方带来哪些实际的利益或者帮助；也要解决“牙齿在哪里”，即法律如何维护自身的权威，出现违法问题，如何追究责任，加以制裁的问题。

　　王大泉建议，立法要致力于建立家庭教育的指导和支持体系，建立对家庭教育市场化服务的监管机制和质量标准；要致力于将家庭教育纳入国家公共服务的范畴，成为财政开支的一部分；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方合作的公共治理框架，充分发挥各种主体的作用；要明确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要有具体明确的职责规定，同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此外，家庭教育立法后的法律责任，既可以直接借助行政、司法的权力和手段保障实施；也可以授权社会组织加以实施、或者采取其他对当事人有影响的措施，督促其执行法律的规定。(记者 王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