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新生行囊：有人带苹果3件套 有人背1袋苹果

　　日历掀到9月,安静了一个暑假的大学校园也迎来了天南海北的新生。将迎接3700余名新生的山大兴隆山校区成为今年该校迎新“主战场”。8月31日,兴隆山校区体育馆前,一辆辆“送新生”的校车呼啸而至,新生们风尘仆仆,从车上卸下的行囊也是一副副不同的面孔。

　　一个人上学　七个人陪着

　　浙江女生小荷(化名)今年考上了山大文管专业,8月31日下午父母陪同小荷从老家赶来。

　　小荷的行囊一共六件,包括两个行李箱、一个背包、一个手拎包、一个电脑包、一个斜挎包。办完报到手续后,小荷和父母在师兄的陪同下从体育馆步行至女生宿舍。

　　一路上,小荷肩上只有一个背包。其他的行李则分摊到师兄和父母身上,小荷的妈妈手上拖着一个行李箱、一肩背着自己的女士单肩包,另一肩又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小荷的爸爸也是左手拎着电脑包、右手拖着行李箱；师兄手中还拎着一个大包。

　　“除了衣服、日用品和被褥外,另外还给孩子买了‘苹果三件套’!”小荷爸爸说。

　　记者调查发现,六七件行囊,在一些有“陪护大军”的学生身边并不罕见,而这些学生大都来自城区较富裕的家庭。

　　“我已经接了50多个学弟学妹,陪同报到人员最多的是一个女生,有7人陪同,男女老幼都有,她的行李大概五个人帮她搬的,也有六七件。”经济学院经济系大三学生赵驰说。

　　背一袋苹果　独自来报到

　　8月31日下午,记者在山大兴隆山校区采访了20余个报到的新生及家长,独自报到的学生仅有3人,并且都来自省内外农村地区。

　　烟台龙口诸由观镇的姜富胜皮肤黝黑,在历史与文化学院完成报到手续后,肩背一个高高的双肩包,手拎一个提包一袋苹果,甩开大步向宿舍走去。比起那些浩浩荡荡、拖着行李的陪同大军,姜富胜在人群中穿梭,行进速度更快。

　　但是,从早上7点15分坐上大巴车到现在,他还没来得及吃午饭。

　　姜富胜的行囊中,双肩包里是他春夏秋冬的十几件衣服,和鞋子。“我都把衣服打卷了,所以不占地方。”姜富胜说。土黄色的提包中则是一些随身物品和证件。“这些苹果是要给宿舍兄弟们和老师尝尝的。”他笑着说。

　　记者碰到的另外两名单独报到的都是女生,一人来自烟台海阳大闫家镇,另一人来自青海省湟中县。与姜富胜类似,两人一路上的午饭或晚饭也都将就解决,海阳的谭英虹只吃了点老家带来的水果,青海的王金霞则啃了点馍馍。

　　有人花几千　有人花几百

　　记者从山大招办了解到,山大本部每年入校本科新生在7000人左右,一般城市学生有4000人,农村学生3000人。

　　行囊件数不同,而购置行囊的花费,在城乡学生之间也有天壤之别。

　　“全身上下最贵重的就是兜里的学费。”姜富胜说,他基本没有购置什么新物品,手机也是用的姐姐淘汰下来的老款诺基亚。因为没带被褥和洗具,需要购置,大概花个几百元就能解决。

　　而城市学生的行囊更“讲究”一些。陕西新生小田,光是被褥就占了两个箱子一个包,还有他心爱的吉他和二胡。广东新生小黎除了购置一部苹果手机花费4000余元外,从事健康管理的母亲陈女士还给儿子准备了部分保健品。这些家庭的大学行囊花费都在几千元。

　　除了衣帽、证件外,记者发现农村学生更喜欢带一些土特产来与新同学和新朋友分享。

　　“农村学生更淳朴,城市学生更有个性,有的甚至有些奢侈。”山大土建学院团委书记李凯认为,城乡学生之间不同的行囊“面孔”,展现的远远超过了城乡经济本身的差别。

　　30年前也就　随身带两件

　　看着儿子摆在地上的7件入学行囊,1985年考上大学的家长田霄鸿感慨万千。

　　“那时候上大学,大都自己坐车去学校,顶多一个家长陪着,行李也就随身带两件。”田霄鸿回忆说,他当时把被子托运了,就随身带了几件衣服和证件,两个包。

　　当时考入西北农业大学(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田霄鸿从甘肃老家坐火车到陕西,200公里路走了9个小时。8月31日他和妻子陪儿子从西安坐飞机到济南,才花了1个小时。“时代发展了,交通更方便了,但家长对孩子的紧张程度和心理压力却更大了,不陪都不放心。”

　　目前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任教并担任副院长,既是家长又是高校教师和管理者的田霄鸿感触更深。

　　“我所在的学校每年也都要迎新,每年都在做入学教育。我会给家长们讲,要放手,让学生多锻炼,但是放到自己身上,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独生子女们,尤其是城市里的孩子,想要真正断奶,大学阶段是个好时机,但现在看来还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本报记者　杨凡　实习生　黄瑛　王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