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部门应介入“择校费”调查

　　学术的严谨、批评的负责任以及教育信息的公开透明是此番“人大附中质疑批评失真”事件前后争论的核心。

　　在媒体高度发达尤其是网络新媒体高度开放的舆论环境下，社会对名校的高度关注反映了人们对教育公平和教育信息公开的期盼，某种程度上，也是名校必须承受之重。所以，人大附中确实有必要如杨东平在微博中所希望的公开系列数据。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人大附中对杨东平和其机构的质疑，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社会对公共知识分子言论严谨、负责的要求。杨东平被媒体誉为公共知识分子，自然也被要求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担当。

　　公共知识分子是指对社会公共问题发出独立声音的学者。在一个社会中，公共知识分子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代表着一个社会的良知和良心。社会公众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敬重，当然不仅因为他们的道德勇气和良知，也因为他们具有专业的水准，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区别于普通大众的地方。

　　也因此，面对人大附中的否认以及社会公众的质疑，杨东平及其所在的研究机构，也不能简单地以“这绝无可能。北京没有几家学校敢这么说”、“以大家都知道”这样主观的判断来回应，而必须公开其研究人员的资质、研究过程、研究方法、接受社会和公众对其研究及其结论的专业水准以及学术道德的检验和审视，特别是在有实质批评对象的批评中，更应该认真负责，靠调研和事实说话。否则，自然不能为人大附中师生甚至普通公众所接受。而“他们要走的是办重点学校、培养拔尖学生之路，我们要走的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之道”这样的类似贴标签的言论也自然会被认为是对自己的道德标榜和对他人的道德绑架了。

　　在这场争论中，我们看到教育行政部门并未有丝毫回应，似乎事不关己。事实上，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如果没有第三方介入调研，恐怕只会增加舆论对于各方的不信任程度，更有可能造成不良的舆论氛围，导致无论是言者还是实践者的英雄流血又流泪。因此建议教育行政部门组成独立调查团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并及时公布调查结果，以避免争论对学校和研究机构的误解或误伤。

　　当然，刘彭芝已经表示要靠法律维权，杨东平也愿意对簿公堂，如北大和邹恒甫的对峙一样，相信诉诸法律对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对推动教育信息的公开透明和批评的负责任，最终对舆论环境的公正客观会有重要价值。

　　在媒体高度开放、公众知情权意识高涨的今天，也正是推进教育事业阳光化的历史机遇，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要顺应这一潮流，公共知识分子也应率先垂范，不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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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中旬，意大利地震学家因对地震风险评估有误获罪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国际科学界纷纷对该审判表示抗议，认为这会让科学家不敢说话。但是，正如某媒体评论说，从逻辑判断上来看，他们曾向公众发布“不会地震”的言论，确实与地震不可预测的科学结论自相矛盾。正如法官所提出的，既然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地震无法预报，为什么他们能预报“不会地震”，这岂不是自相矛盾。而2009年拉奎拉地震，正因为这条“自相矛盾”的信息，以致当地政府和居民未能及时采取疏散措施，最终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真是基于此，《网易新闻》载文指出，导致这场诉讼的根结并非一个科学结论问题，因为没有人会怀疑地震难以预测这个事实，而是科学家对待科学和生命的态度。否则，今后又有谁敢相信科学家呢？（朱新梅　贺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