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编制里”的偏执与悲情

　　年初，哈尔滨448名事业编环卫工正式上岗。此前招聘共有2954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成功报名。其中22名研究生落选，主要因对环卫工作认识不够。落选者之一的王洋称“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1月14日《华商晨报》)

　　这名落选研究生对事业编制倾注了太多的悲情，涂抹了太多的功利色彩。

　　事实上，中国大学生对事业编制的追捧，仅次于公务员岗位。这固然彰显了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崇高，体现了“体制内”的优越性。然而，狂热追捧的背后，折射出了当今社会对事业编制的非理性解读，放大了事业编制蕴含的附加值。殊不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就是为社会和群众提供公共服务的一个普通的劳动群体，并非坐享其成的“铁饭碗”。

　　不可否认，许多大学生虽然在城市工作、生活，但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分割，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外来工，因此享受不到城市的配套福利，在利益和情感上都与城市隔膜重重。因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择手段，也要落户城市，成为一名真正的城市居民；而取得事业编制，显然是落户城市的一条通道。

　　要想消除“死在编制里”这种社会病态，必须摒弃强加在事业编制上的附加值，让其回归本质，精简机构和人员，真正打破事业编制的“铁饭碗”。特别要打破户籍壁垒，让外来人口能够平等地享有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福利，从制度上给他们以心理认同和归宿。□张西流(媒体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