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教育｜国内博士再扩招，海外“速成博士”还会泛滥吗

　　博士教育作为我国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是众多学子都渴望达到的高度。

　　然而由于国内对于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和考核日益严格，博士延毕甚至被淘汰的情况也十分普遍。

　　在此背景下，为了求职、晋升而欲获取“博士帽”的人群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易录取、好毕业”“学制短”的“速成博士”，这些明显缺乏含金量的文凭却成为一些投机者的敲门砖，而在“唯学历论”的人才指挥棒下，最应该关注的实际工作能力和经验却被忽视。

　　在海外“水博”泛滥的同时，国内博士招生规模也在持续扩大。

　　2024年全国两会前夕，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稳步扩大研究生人才培养规模，不断优化高层次人才培养结构。

　　今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专家核查及评议结果公示》，与2020年上一轮评审相比，本轮评审拟大幅新增博士点831个。这也意味着，未来我国博士生培养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

　　一直以来，博士学位是授予在专业上达到一定水平的研究者，人们也总是相信博士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平，期待他们能输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解决学术前沿和现实中的难题。而“速成博士”的野蛮生长自然对教育公平造成了冲击，他们能享受与正常培养的博士一样的待遇，这对寒窗苦读的学子来说将是极大不公，起到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作用。

　　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邀请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教授李锋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王一涛，共同分析海外“速成博士”在国内受追捧背后的原因和现实困境，并探讨国内博士再扩招对这一投机乱象的影响。

　　“水博”何以在国内有市场

　　澎湃新闻：选择就读境外“速成博士”主要是哪些群体？他们的动机又是什么？

　　储朝晖：选择申请海外“速成博士”的主要是带有短期性、功利性需求的群体，这部分人希望在就业市场上用学历学位来进行比拼，但是这个作用我认为在未来会越来越有限。

　　李锋亮：选择就读境外“速成博士”的主要群体还是在职教师，尤其是应用型本科高校、民办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的教师。由于国家对于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研究生学位教师的比例有要求，加上很多高校在职称评审、评奖评优、人才认定等往往要求申请人具有博士学位，此外我国对博士招生以及培养标准都要求相对严格，导致很多上述高校教师在国内读博无门，因此选择赴周边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攻读博士学位。这些“速成博士”项目的泛滥，虽然在短期内看似解决了一些高校教师的学历提升问题，但长期来看，会对高等教育质量和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产生负面影响。

　　王一涛：大量高校教师前往周边国家攻读“速成博士”，既有损我国高校教师的形象，也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的地位。目前有高校会默认或鼓励教师个人赴周边国家读博，许多高校还为教师提供补贴或报销。究其原因，在于国内高校各种考核和激励措施均要求教师拥有博士学位，但很多教师在国内读博无门，只能选择赴周边国家读博。

　　澎湃新闻：境外注水的速成学历当前在国内仍有市场，折射出哪些深层次问题？您有怎样的建议？

　　储朝晖：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唯学历论”在一些地方越来越复杂化，它再一次演绎了就业、用人各个方面不够公平的潜在问题。我想改变这一趋势最关键的还是思想观念的改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潜能，学历只能起到一个“船票”的作用，是否有成果最后还是要看个人能否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潜能。

　　这些海外“速成博士”绝大部分从专业水平来说确实无法达到社会需求的水准。因此用人机构要严格把关，防止灰色权力侵蚀。用人部门要给学历附加条件，在招聘环节把好真伪关、判断含金量。对于明显“注水”的学历不能视而不见，因为依赖“注水学历”的人，可能他本身的功利性动机就促使我们怀疑他的人品。

　　王一涛：一些境外高校已野蛮生长多时的速成硕博士教育在国内仍有市场，究其原因是社会对人才的评价仍然停留在唯学历、唯论文的倾向上。加之国内博士入学和毕业门槛相对较高，很多人为了找工作和晋升便选择“走捷径”去拿境外的“速成博士”。

　　除了树立科学务实的人才评价与考核机制，国内的博士其实可以实行分层多样化培养，适当降低门槛，既要培养尖端的人才，也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另外，有些人选择读博可能是出于个人兴趣或者好奇，这种需求也应该被考虑在内，可以为这种类型的博士生提供自费或部分资助的选项，而不完全依赖国家财政，防止占用有限的公共资源。

　　澎湃新闻：海外有不少以在线形式授课的硕博学历，现阶段这些学历在国内是否无法获得教育部门的认可？国外在线形式的学历教育是否都是“注水”学历？

　　李锋亮：2023年1月28日，中留服(“即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了《关于调整疫情期间对跨境远程文凭证书特殊认证规则的公告》。根据该公告，从2023年春季学期开始，对于通过在线方式学习所获得的国(境)外文凭证书，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将不再提供认证服务。但在特殊情况下，如因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部分在线学习项目可能仍会得到认证。而且随着全球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未来培养方式还会有进一步的变革，所以我认为“不能一棍子打死”说以在线形式全程完成的海外硕博士学历就一律无法获得认证。

　　而且我也不认同国外的在线学历教育都是“注水”学历。因为欧美有很多著名大学都会提供在线研究生教育项目，而且质量不差，所以不能说“在线”的研究生教育项目都是“注水”的。

　　王一涛：中留服的认证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标准。当前如果海外学历无法获得中留服的认证，“注水”的可能确实很大。但学历是否“注水”，还是要看实际教学质量。“在线博士”的教育形式和办学质量、学历含金量并不存在直接关联，国外有的远程教育也办得很好，远程和实地教学也不必然有好坏之分。

　　储朝晖：很多用人机构过于追求应聘者的学历，导致社会就业难度提高。而对个体而言，很多追求博士学历的人可能主要也是从对博士功能性的追求出发。其实如果是出于对学术真理的追求，一个博士读好读精就够了，也不用去“套读”很多的在线学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线教育形式其实和“野鸡大学”是不能完全画等号的，这种形式也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主要还是从高校、项目的含金量具体分析。

　　国内博士再扩招，海外“水博”会减少吗

　　澎湃新闻：除了“双一流”高校，现在国内很多地方高校、行业特色高校也获批了博士授权点。为什么还有不少人倾向去境外高校获取这类“含金量”不高的学历？在国内博士扩招的大背景下，这一现象是否会有所改善？

　　李锋亮：尽管现在很多“双非”高校也有了博士学位授权点，但毋庸置疑我们的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区域和学科布局还需要进一步调整以满足就业市场的需要。

　　国内的博士项目相对而言还是有比较完整与系统的质量保障机制，因此随着国内博士学位点和招生规模的扩大，这一现象应该会有所改善。

　　王一涛：由于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有限，想申请读重点高校的博士难度还是偏大。这也导致了大量学生和高校教师出于学历或职称提升目的去申请海外含金量不高的博士学历。

　　在国内博士扩招的大背景下，这一现象或许会有所改善。但还要继续观察，如果国内博士扩招的速度赶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国外那些“宽进宽出”的博士项目还是会吸引中国学生去申请的。

　　储朝晖：过去一些招聘单位对于境外和境内的博士可能有双重标准，境外博士有可能薪资更丰厚。另一方面有些人可能在国内未必能拿到博士学位，这两种情况导致不少人倾向去国外读博。国内博士点增加后，我们也不能指望所有人都留在国内读博，因为海外的高等教育资源还是很丰富的。但要注意的是海外的博士学历其实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因此国内新增博士点以后，不同学校之间的差距可能也会增大。

　　澎湃新闻：当前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和社会实际需求是否匹配？结构上又该如何优化？

　　储朝晖：当前社会还是存在学历贬值的现象，总体上要建立更专业的评价和管理体系，因为当下很多评价和管理体系是较为泛化的。

　　李锋亮：我一直呼吁进一步扩大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并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王一涛：当下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卷”学历，原因之一是对高校的考核评估指标中有专任教师博士比例的这项硬性指标。我想如果适当降低对博士学位教师比例的要求，读博士的人数也会因此减少。

　　将人才评价交给市场

　　澎湃新闻：现实中客观存在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中外学制、学术评价机制的差异。那么除了中留服认证的背书，该如何正确评估海归硕(博)士的学位含金量？是否有可能为国内学历和国外学历建立一杆尺子的评价标准？

　　李锋亮：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评价其实是一种市场行为，个人建议暂时不做干涉。

　　储朝晖：学位学历本身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一杆尺子的统一评价标准其实也是很难发挥作用的。像英国、美国之间，他们很多学历是不互认的，靠的是具体用人机构对学校的认可，因此用人单位也要能对高学历有“祛魅”思考。

　　王一涛：这个问题还是要从需求端来考虑。毕业生质量如何，归根到底还是要由市场来检验。比如美国博士的培养质量实际上参差不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像哈佛、斯坦福这些学校的博士不论申请和毕业都是很难的。但有一些营利性高校也可以培养博士，这些学校对自己培养的博士质量负责，他们的毕业生不少也受到了用人单位的青睐。(澎湃新闻记者 杨喆 实习生 唐可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