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近日，北大招生网公布了“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初审合格名单。获得2010年推荐资质的39所中学一共向北大推荐了90名学生，全部经过了北大校方的初审，并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推荐学生中鲜有明显的偏才怪才，获得推荐的学生素质普遍比较全面，成绩优秀，竞赛获奖。这些学生，无论是走原先的保送制度，还是参加高考，上北大都绝不成问题。此前媒体就称“推荐已变成一场考试分数的大比拼”。

　　  舆论对校长推荐制的失望，对自主招生改革的恨铁不成钢，在一声“鲜有偏才怪才”的叹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对于“鲜有偏才怪才”的推荐结果，舆论和公众根本不用装出很惊讶和很惋惜的样子，这是一个预料中的结果，一个由现实条件所约束的结果，也是一个把防范腐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舆论所助推出的结果。

　　现在回过头来看校长推荐制所引起的这场舆论争议，充分显现出这个社会的人格分裂和矛盾纠结。校长推荐制刚推出的时候，争议焦点指向的都是“校长推荐隐藏着巨大的腐败空间”，公众忧虑腐败的口水足以让推荐制胎死腹中。而众目睽睽下的推荐实践，证明了校长推荐实际很难发生腐败，舆论才恍然大悟：被北大忽悠了，原来改革是假，掐尖是真。于是迅速把批判矛头指向“掐尖”，质疑校长推荐的标准为何与高考评价标准又一次严重趋同，为何不推荐偏才怪才。

　　寄望校长推荐偏才怪才，本就是舆论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

　　北大说过校长推荐是为给偏才怪才机会吗？根本没有，纯粹是舆论对校长推荐制一厢情愿的解读。其实北大给校长规定的推荐标准，已经隐含了对“偏才怪才”的否定。成绩优异、综合素质高最重要，有突出特长只是一个辅助标准；随后，学生不仅要过北大的面试关，还必须参加高考，高考成绩按北大录取分数线降30分录取——偏才怪才根本通不过这层层关卡。正如有校长坦言，起码降100分录取，偏才怪才才有机会，否则根本通不过高考。

　　在制度整体岿然不动、高考改革渐而不进的情况下，寄望北大能单兵突进，在吸纳偏才怪才上有“不拘一格”的激进改革，这是不切实际的期待。正是这种脱离现实的急躁，使我们赋予了校长推荐制过多的改革意义，妨碍了我们看到北大这一制度的真正所指：跟清华抢人，与清华所领衔的、排斥北大的五校联合自主招生抗衡。

　　寄望校长推荐偏才怪才，然后，更是舆论一种叶公好龙式的期待。

　　此次鲜有校长推荐偏才怪才，舆论一片叹息和惊讶，可如果有几个校长推荐了偏才怪才，争议和质疑声估计会更大，校长推荐制会更被批得体无完肤。事实上，此次校长们所以都选择了推荐那些成绩好、分数高的学生，既是在迎合北大设定的“掐尖”标准，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舆论的标准。“非不能也，是不敢也！”南开中学校长宋璞一语中的，道出了自己的无奈，因为受到诸多限制，他不得不采取以分数来作最后定夺。许多校长都表达了这种“不敢选怪才偏才”的无奈。外界对校长的猜忌，公众对学校的不信任，都让他们感到难以按自己个人的意见自主进行推荐。舆论汹涌的不信任，逼着校长们只能按分数—这个最能为公众所认可的标准去推荐学生，而放弃其他标准。

　　回想一下近段时间的舆论，自校长推荐制推出之后，对校长权力的怀疑就一刻没有中断过。校长们由于被赋予了推荐学生上北大这种巨大的权力，被架到了舆论质疑的烤架上，人们的眼睛都紧盯着那些获得推荐资质的校长身上，在潜意识中把校长们当成了一个个准备利用这个权力大搞腐败、大把收钱的人—当有人说校长推荐制就是为了给那些怪才、偏才一个上北大的机会时，立刻有人恶狠狠地反问：怎能推荐怪才和偏才，怪才偏才的标准是什么，没有标准的话还不留下巨大的腐败空间。

　　这种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有几个校长敢冒着被舆论口水淹死的危险去推荐一个怪才？为了迎合舆论的口味，为了回避决策的风险，只敢遵守最传统、最没有争议、最不会惹事的那个标准：考试成绩。这是一个硬杠杠，谁成绩最好就推荐谁。你可以批评校长们不敢负责任，没有底气作出独立的选择并为这种选择承受压力—他们确实不敢。可问题并不出在他们身上，而是舆论对他们的猜忌，不愿给校长推荐以基本的信任，心中始终保持着那种根深蒂固的对腐败的忧虑。

　　这种忧虑下，对偏才怪才只不过是叶公好龙式的爱好罢了。以喜好偏才怪才的姿态表达对正统教育的痛恨，一旦真正面对“要钱钟书还是要公平”的选择，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宣称“宁可放弃一万个钱钟书也要基本的公平”、“分数和应试即使很坏，但也是大家公平地承担”。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离地面，公众克服不了这种心理障碍，校长们当然也不能，中国教育更不能，于是校长推荐制必然就会有今天这个结果，这是自主招生在当下制度背景中无法逃脱的宿命。

　　也许等到明年、后年舆论对校长推荐的关注没如今这么多了，猜忌没这么强烈了，校长能真正地自主起来，偏才怪才才会获得一点儿被推荐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