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8年间，全国共有25万人获得大学毕业证书，平均一年不足7000人；而2008年我国一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达到559万，大约是民国时期培养规模的800倍。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变化翻天覆地。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出这样的疑问：民国时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而现在为何培养不出像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这样的拔尖创新人才？

　　8月8日下午，国家图书馆学津堂教育家论坛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校长、中科院院士朱清时在题为“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教育体制和思想”的主题讲座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梳理。

　　招生规模扩张，但大师罕见

　　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对此，朱清时颇有感触。他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1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战乱年代大师辈出，为何随后和平的60年，反而成为了不出大师的年代？

　　“最大的教训，就是管理上没有理清。”朱清时认为，过去的几十年，对教育的行政干预过多，虽是出于好心，但一定程度上却适得其反。

　　朱清时说，1952年教育界的一件大事“院系调整”，一直影响了中国高教60年。从那时起，举国开始学习苏联专才教育模式，把教育变成工厂制造产品一样。这种教育方式有致命的缺陷，不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每个人都有个性天赋，强行让他做不喜欢的事，做不好。后来事实证明就是这样，专才教育没有生命力，“才能发挥不出，教育也就没有生气了。”

　　一个故事让朱清时记忆犹新。

　　在英国北部偏远地区有个郡，一名女生毕业考试成绩达到全A，是当地多年来第一个有资格上牛津大学的学生。当地的官员都很关注，希望她进入牛津。

　　然而，牛津大学的教授在对该女生面试后认为，这个学生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创新能力，只会死读书，拒绝录取。

　　当地官员找到教育大臣，请他出面说情，希望给予破格录取。在被牛津大学拒绝之后，教育大臣又找到副首相前去求情，还是遭到拒绝。副首相只得请布莱尔首相出面疏通，但牛津大学表示，教授委员会的面试结论和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推翻。布莱尔此后抱怨牛津大学太古板了，应该改革。牛津大学的师生得知后，极为愤慨，学校立即取消了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并对政府行政干预学校事务的这一严重事件提出抗议。

　　“教育就像我们的母亲，我们都是教育生出来的，要敬畏她。”朱清时希望，对待教育，要少一些干预，多一点爱护、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