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孩子的问题永远关乎未来。当身居都市的人们在为孩子怎样才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而烦恼时，“农民工子女”——这个我们熟悉而又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正在渴望着父亲爱母亲疼，期盼着能有一张安稳的书桌，在汲取知识的同时，享受心灵的润泽。

　　随着城市化进程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传统的乡土社会不复存在，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人。这2亿人的背后，有7000多万他们的孩子，这其中包括跟随父母在他乡的1400多万随迁子女，5800多万留守儿童，其中4000多万年龄在14周岁以下。他们一边连着乡村，一边连着城市；一边连着艰辛，一边连着希望；一边连着昨天，一边连着明天……要为这7000多万名孩子守望美好的明天，让他们充分享受受教育权利是最重要的一环，因为教育的重要意义怎么提都不过分。然而，发生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有关教育的故事如此沉重，以至于每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人的心情都不会轻松。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成为现时期我国义务教育新的难点和薄弱环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努力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然而，随迁子女难以融入公立学校，打工子弟学校问题多多，初中毕业基本是城市容留他们接受教育的极限；众多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学业失教、生活失助、心理失衡、亲情失落、安全失保等问题。这一系列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产物，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

　　推进城市化与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益的双赢，应该成为全社会不懈的追求。关注这一群体，正是我们报道的初衷所在。从今天起，本版推出《聚焦7000万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系列报道，聚焦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上、下篇)、高中教育、留守儿童教育现状，敬请读者关注。

　　对于这些流动儿童而言，初中毕业就是这个城市容纳他们的一个极限。

　　“以公立学校为主”在相当多的城市难以实现，如何让这些孩子真正融入城市已经是很大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距离公立学校渐行渐远。

　　全北京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取得政府审批的仅有60所左右。义务教育经费本来是国家承担，但是大量未经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是享受不到这笔款项的，孩子都要缴纳学费，这对收入微薄的农民工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一个地方要被开发，往往意味着在那里蜗居的农民工就要离开，农民工子弟学校也会被拆除，孩子就要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上学。

　　有这样两组数据，一组的数字越小，几乎就表明另外一组数字越大。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左右。从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国经历了12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日本是30年，而中国仅仅用了22年。

　　这一数据的减少就产生了另外一组不断增加的数字：全国14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规模已达1834万，全国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数量达到1400多万。

　　毋庸讳言，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读难问题逐步凸现，已成为我国义务教育新的难点和薄弱环节。如此多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将会产生连锁式的负面效应，事实上，这种反应已经在悄然发生着。据北京、广东公安部门发布的数据，城市外来青年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趋势。

　　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现状如何？究竟存在哪些问题？近日，记者在流动随迁子女多达40万的北京展开了调查采访。

　　留还是回，这是一个难题

　　张丽红和祝敬可都是普通的农民工学校教师，同时，她们还是农民工子女的家长。几乎从这些学校刚开始兴办的时候，她们就投身其中做老师，孩子跟着她们一起上学，十年过去了，如今，他们面临着和第一代农民工家长共同的选择：孩子是留在城市还是回老家？

　　对于这些流动儿童而言，初中毕业就是这个城市容纳他们的一个极限，因为他们不能参加北京的高考，事实上，中考之后，就不会有北京的高中会录取他们。按照相关规定，这些孩子只能读北京的职业学校，并且不享受国家对职校生的补助。而孩子要参加高考就必须回原籍，这对张丽红而言，是一个艰难而无奈的选择。

　　她的孩子在北京出生，让孩子回去她也舍不得，除了一纸户口，孩子已习惯了北京的生活方式，张丽红担心孩子适应不了老家的情况。

　　幸运的是，张丽红的女儿很聪明，成绩很好。张丽红有个小小梦想，孩子读初一的时候就把孩子送回老家，尽早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教育，然后参加高考再考回北京，在北京读大学时一家人再团聚。她认为这是社会给他们的唯一上升渠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对她们虽稍嫌曲折，但却可行。

　　祝敬可老师也为同样的问题苦恼，但相比其他的农民工家长，这两名母亲给孩子提供的教育已经算好的。很多农民工的孩子都面临着无学可上的问题。

　　在北京东部将台乡雍家村的东北亚学校，记者看到一篇学生的作文，上面写着：“我老是换学校，经常有人从车上下来拆我们的屋子，老师哭，我们也哭，什么时候才能安稳地在学校里读书。”

　　繁华的三元桥东面是一大片待建楼盘工地，再往东一点就是东北亚学校，紧邻新修建的将台公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拆到这了，大望京拆迁的时候，附近五所打工学校都没有了。”祝老师对学校未来也心存忧虑。

　　一个地方要被开发，往往意味着在那里蜗居的农民工就要离开，学校也会被拆除，孩子就要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上学。“越搬越远，很可能就要去顺义等远郊。”

　　记者观察到，一直存活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区域位置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偏僻，交通不便利。如果哪天城铁等公共交通修建到眼前了，也就意味着要被拆迁了。

　　农民工服务公益组织新公民组织总干事刘文华告诉记者，全北京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取得政府审批的仅有60所左右。其余的学校属于“非法”范围，极其不稳定。“义务教育经费本来是国家承担，但是大量未经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是享受不到这笔款项的，孩子都要缴纳学费，这对收入微薄的农民工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能支持这些孩子读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