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项数据支持社保费率过高的结论。世界125个国家中，只有11个国家社保费率超过40%，中国是一个，社保费率高于德美日韩。
社保费率过高，企业负担重，工薪阶层收入增长受影响，中小企业及其职工受影响尤其严重。降低社保费率，有必要。
然而，降低社保费率，减少企业缴费，社保基金怎么办？前不久上海两会上，有消息说上海市每年社保亏空超百亿，正探索以国资、财政和土地收益等多元方式筹资补充。
上海发布社保亏空数据，高声“叫难”，并表示社保水平低于北京、广州等地，或有央地财政博弈的考虑。这就像广州两会上钟南山代表高叫亚运欠债，国家要给予支持。但数据的真实性仍然使人警醒，即使像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社保基金尚且亏空严重，其他地区和城市情况又会如何？
社保面临的困局，可谓深重。一方面是社保费率过高造成了严重的负担，一方面社保基金总额不足，入不敷出。社保基金必须增加，企业社保费率需要下降，合乎逻辑的办法只有一个，财政要加大对社保的投入。
人们早已知道，现代国家的财政支出，最重要的用途是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有数据说，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往往占到财政支出的40%以上，新兴国家多在20%至30%之间。在中国，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的部分，只占11%。
中国的赋税高还是不高，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些国际组织和很多国内专家表示赋税很高，但一些政府部门及其所属的研究机构则认为不高。据说这有口径差异，但大概更主要的是观察的立足点不同。
放过这个问题不谈，就算赋税不高，赋税的流向也是问题。赋税中有多少用于社会保障，使公民直接受益，这个数据很关键。赋税高也好，低也好，财政支出中投向社会保障的比例低，就是问题。
财政支出为什么不能更多投向社会保障，直接扩大公民福祉？在中国，税收一向被解释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种“取用模式”，与现代税收“征纳经人民同意，使用由人民决定”有所不同。即使我们认同“取用模式”，如果财政宽裕而不扩大社会福利，那是政府的宗旨发生了偏差；如果财政紧张，那么扩大社会福利就可以算有心无力。较为善意的理解，可以认为财政紧张制约了社保投入。
那么接下来可以分析的是，财政为什么紧张到无法满足社保要求，为什么要支出的总盘子中，社保投入只能占到一成的份额，而不能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无法保证的不只是社保费用，还有教育投入、公共卫生投入等等。而总支出中，行政费用所占的比例很大。行政费用，既包括正常的办公费用，也包括养人头，还包括著名的“三公消费”。换言之，国民创造的价值，很大一部分用在了各种权力体系和公务机关维持自身运转上，而无法用于公共福利的改善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
有报道援引财政部综合司的数据，1978年到2006年，行政管理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4.7%提高到18.3%。而相应数据，在日本是2.38%，英国是4.19%，韩国是5.06%，法国是6.5%，加拿大是7.1%，美国是9.9%。
到此，我们还没有论及两个难以计算的财富黑洞，一个是公共财政中因决策不当而造成的无效乃至负效耗费，另一个是难以被任何统计所涵盖的腐败流失。国民以低工资、低福利支撑了高速增长，企业也在付出高税费和高交易成本的代价，财政收入迅猛增长，但仍紧张到不足以承担基本的社会保障。
如果行政成本不能降低，财政预算不能受到约束，腐败现象不能有效遏制，那么社保基金亏空、企业税负沉重、公共投入不足等问题无解。问题的指向，表面而言是财政分配比例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深刻的体制问题。（刘洪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