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有关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最快将于4月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正逐渐升温。如上述预期落实，那么美国将成为眼下除日本外全球惟一一个拒绝开始紧缩周期的主要经济体。尽管到目前为止美联储的核心人物尚未吐露任何改变当前政策路径的口风，但联储内部围绕未来政策走向的辩论日趋白热化，有关退出空前宽松货币刺激举措的呼吁声此起彼伏。那么，在全球通胀压力不断加码的大背景下，美国是否真能独善其身？美联储百般淡化通胀预期的背后隐含怎样的意图？而当美国真正“退出”时，全球资本和经济格局又会面临何等变数？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中心主任刘军红。
三大因素推升美国通胀隐忧
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曾出现通缩的迹象甚至压力，这是危机的结果。然而通过对欧洲、中东北非乃至亚洲各经济体的转嫁，从目前看，美国的通缩形势已有所缓解。特别是日本地震后，其通缩局面有可能转化为通胀隐忧。这是形势变化的结果，也是世界危机发展变化的结果。因此，随着美国经济步入复苏轨道，通胀压力也会有所表现。
刘军红认为，目前看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导致美国通胀隐忧：一是北非中东的石油、地缘政治局势变化的引发资源价格上涨型通胀；二是金融危机后美元持续贬值导致的资源价格上涨型通胀；三是最近发生的日本地震重创日本制造业，对全球产业链形成广泛影响，尤其是导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产业的上游零部件、原材料等生产资料供给不足，进而直接影响中国的产能。因此，中国对美国的产品出口能力和规模都可能受到影响，而此前中国对美出口历来是平抑美国物价的重要因素，避免了美国物价极端上涨。“这是一种现实影响，也将是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因地震而变化过程中的现实影响。因此，地震后的全球价格水平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会对美国物价水平造成直接影响，也必将对其金融政策产生影响。”刘军红表示。
如果上述来源的通胀问题由隐忧转变为现实，其在美国国内扩散的渠道主要有三个：一是进口资源、能源价格上涨，特别是石油价格上涨；二是一般商品进口价格上涨，主要表现为新兴经济体制成品价格上涨；三是农产品，主要是美国自己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刘军红特别强调，目前美国的农地价格上涨值得高度重视，特别是西部地区已出现部分农地泡沫，其直接结果很可能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因此，“这种通胀可以说是结构性的，也是发展中国家所不能忽视的，因为这很可能会引发全球性粮食通胀或农业通胀”。
“核心通胀论”意在遮掩美全球战略
根据美国商务部3月28日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衡量通胀水平的主要指标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继今年1月上涨0.3%之后，2月接着上涨0.4%，呈现出2009年6月以来的最快涨幅。然而，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始终以剔除食品与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胀指数作为其判别通胀压力的主要指标，而这一指标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明显上扬。
对此，刘军红认为美联储这种更关注核心通胀而淡化整体通胀的论调，其主要目的可能在于掩盖其全球战略以及美元贬值战略的真意。他说。“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美国有多种含义，既为美国提供了出口市场，也因为新兴经济体财富蓄积，推动全球财富结构变化，进而引发全球权力转移，对美国形成所谓的挑战。这或许不是美国愿意看到的。”因此，要有限或局部抑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速度，通胀加压法似乎更符合其逻辑。
美联储“退出”事关全球政策博弈
美国的上述全球战略在欧洲和英国已释放出明显收紧信号的当下可能会表现得尤其扎眼。也就是说，如果欧洲和英国先行退出，日本深陷地震危机，那么美国就成为左右金融市场的最后力量，具有相当强的支配力。也就是说，美联储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幅度调整其金融政策，都会不可避免地引起全球性的流动性紧缺。刘军红认为，届时谁将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第二，将取决于在这一轮收紧竞争中的时机和幅度选择。“显然这是一场全球政策博弈，而不是仅仅依据本国的物价水准以及物价上涨情况所能单独决定的。”他说。“任何不顾及国际市场变化、不注意美欧日政策动向的政策调整都有可能陷入美欧等政策伏击圈。”
那么，美联储究竟会何时动、如何动？到目前为止人们很难从其既往声明和言论中找到清晰的答案。总体上，刘军红认为，短期内美国金融政策回归正常可能会引起美国与日本等利差扩大，致使美元出现升值趋势，从而不利于美国利益。但从中期看，美元回归强势，有利于美国重建或者加固美元体制。其具体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欧洲和日本经济以及金融形势变化。如果出现日欧经济以及货币的孱弱局面，美国会及时加速美元强势，进而一举重建美元体制；但若欧洲摆脱债务危机，经济复苏，欧元坚挺局面形成，也不排除美国使用反逻辑方式，继续推升其升值，直至令其不可持续，打击其出口，加剧其经常收支失衡，甚至重蹈欧债覆辙。
因此，“在美联储退出的问题上，时间表不重要，重要的是国际金融市场形势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各主要货币以及其表现的资金势能的变化”，刘军红表示。他说，当前的国际金融政策博弈，并不是简单的物价或通胀调整，而是全球产业、金融、货币以及经济发展潜能的较量。
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中国在内，未来金融政策的调整需考虑与其他政策的组合甚至反向组合，而不能仅仅限于利率和准备金率，还必须考虑汇率、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乃至社会政策的协调。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犹如刚刚起飞的飞机，能否保持继续的爬高速度，将决定其能否飞入万米高空，积累转入巡航轨道的条件。任何在未达到足够高度时的提前巡航，都将不可避免地重蹈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覆辙。”刘军红如是说。陶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