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安全拆解债务泡沫炸弹的正解在于:改革其昂贵而又效率低下的医疗保健体系,这几乎是美国政府重建财政平衡的唯一希望。当前美国国民医疗总开支占到其国民收入的17%(而在医疗总开支中,公共部门的投入,即由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投入的经费,占到46%。假如把美国各级政府为医疗保障提供的税收减免也考虑进去,则公共投入所占的比重会超过60%。),这几乎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意味着社保、医保的上涨成本将由越来越少的劳动人口所承担,美国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财务状况会急剧恶化。
美国必须大幅削减其高额的社会福利成本,实体竞争力才能重新回升,因为美国从来不缺“重构、创新和再投资”的制度活力,只要经济成本下降后,便可能加快全力向新能源与新知识服务型转型。经济中若出现长期回报率回升的预期,会吸引更多资本持续回流美国,这样美元和美元资产能托住而反弹,家庭负债率会停止恶化开始改善,消费开始可持续增长(这不同于减税政策刺激的短期效应),政府税基稳定将稳步缩减赤字。
但美国需要实施长效政策的耐心,因为新的经济因素和模式的创生,前期需要财政的推动,投资于教育、研发和创新;需要减税,去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创业活动集群式迸发。这都意味着至少要容忍相当一段时间的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的继续增加。这需要民众政治容忍度。
但随着经济向实心化逐步回归,就业能稳步持续恢复。这样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会引致消费的增长-企业利润增长-资本性支出(投资)增长-政府税收增长-直至财政赤字的改善。唯有此,我们方能断定全球经济新增长的长周期得已开启(上一个长周期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IT革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至2001年新经济泡沫破裂,而后新经济的溢出效应还推动了经济持续繁荣了5年)。
以上这个过程在2013年前看到的可能性是零。期待一个要选举的总统做更多是不现实的。为此,奥巴马提出了个宽松的减赤目标——“在未来12年把赤字削减4万亿”,现在看起来更多也只是个竞选的口号。美国人认为债务、赤字和通胀是威胁,但不是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他们是不会节衣缩食来“再平衡”的。
美国解决债务问题某种程度是存在偏解的“剪羊毛”。这个在美国精英们心里都清楚,但又是不能捅破的窗户纸。
持续“量宽”而致新兴国家危机:在严重的通胀中发生经济的“硬着陆”——投资效率和回报率大幅下降——资金开始大量撤离——货币贬值,与之对应的是美国的融资环境大幅改善,全球性恶性通胀压力随着资产泡沫的破裂而消退。
这符合美国人的性格特质:与其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如将自己的问题变成大家的问题,最后再由我来解决所有人的问题。因为有美元的所谓结构性垄断的权力。在牙买加体系的过去四十年中,美国人非常善于运用通胀的时间差异和速度差异,在大规模资本运动中实现财富的转移。前苏联解体与1990年日本经济陷入大衰退,还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都是一样的效果。
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在未来的数年中,需要加一百二十个小心。)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刘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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