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行信贷紧缩、通胀压力不减、股市楼市财富效应暗淡的当下，民间借贷不论是规模还是利率都几近“疯狂”。借助民间借贷的渠道，无数求贷无门的中小企业也获得了宝贵的资金“输血”。但与此同时，旺盛的资金需求也催生了诸多民间高息借贷乱象，非法集资行为在一些地方沉渣泛起。
在民间资金最活跃的温州，随时可听到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消息，其中还有不少担保公司老板跑路的传闻。
分析认为，如果钱是从银行流入民间借贷，资金链条慢慢越拉越长，而一旦借钱的企业无法偿还，最终会对银行产生冲击，牵连的经济体也会越来越多，从而发生所谓“中国式的次贷危机”，这并非危言耸听。
现象
高利贷“逼走”众多企业主
进入9后，在温州的一些网站和微博都在流传着一份《近期温州老板跑路清单》，其中涉案金额都达到了几千万、几亿甚至十多个亿的规模。
以家电进货为名，温州市龙湾区“百乐家电”的女老板郑珠菊大肆收进承兑汇票和现金，并通过家人拿着钱去炒房地产，设立担保公司放贷。8月29日，当借款人再去要钱的时候，家具店已经转给了别人，房租也在9月2日到期了，郑老板一家玩“失踪”。
9月9日，郑珠菊被警方抓获后，事态渐渐平息，但其“跑路”效应似乎正在扩散。据不完全统计，从9月12日至22日，10天时间内，温州当地已经有7家企业的老板卷入“失踪”漩涡，行业涉及机械、阀门等制造业。政府有关负责人透露，仅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跑路。其中，最具爆炸性的是，温州眼镜行业的龙头老大——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都跑路了。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温州对外投资多年资金实现了增值，金融危机后，山西煤改、迪拜危机、楼市限购、股票暴跌，使钱都回流到了温州，受高额利益驱使，便进入了民间借贷。目前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到6分，有的高达1角，甚至1角5，年利率达180%。而在温州做实业，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毛利润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借高利贷把企业逼上绝路。
在今年央行六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后，当提高官方融资门槛的同时，也推高了民间借贷的成本。工信部也显示，有的过桥贷款利率甚至高达30%以上，民间更是传言，目前温州中小企业的民间拆借利率高达60%以上。
“一个老板跑路了，担保公司的老板势必抵不住，一个担保公司老板跑路后，跟他相关联的企业势必受到影响，周而复始，恶性循环。”陈乃醒的担忧不无道理，今年7月，浙江巨邦鞋业老板逃离企业，主要原因是涉足一家非法担保公司，担保公司老板出逃，他也被迫外逃。
在陈乃醒看来，尽管温州一直以来均有民间借贷的习惯，但由于“不务正业”式发展带来的不可确定性，温州的中小企业终于提前迎来了自己的寒冬。
分析
中小企业倒闭或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
很多人担心，一旦温州企业老板跑路这块多米诺骨牌倒下，之后将会出现一系列的连锁效应。
“银行对于没有资信或者没有能力建立资信的中小企业往往是出于营业指标要求而发放贷款，目前，我们国家的中小企业信用市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对于银行来讲，贷款给这样的中小企业也是一种巨大的风险，通常要求抵押贷款。而对于一些没有资信却迫于发展的中小企业来说，只能转向民间借贷资本寻求资金。”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副研究员闵森说。
闵森表示，例如对于企业贷款中注明“用于某生产项目”的借条，司法解释中将其解释为如果没有能力偿还，将比照投资执行。一旦企业破产或者资不抵债，借款方将很难收回资金。还有对于房产、汽车等固定资产重复抵押的问题，在司法中仅属于合同欺骗而非诈骗，贷款人并没有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
中小企业吸纳了大量的人员就业，一旦企业资不抵债导致破产，或者企业扔下烂摊子失踪，对于社会治安将是非常大的隐患。闵森表示：“在我国的出口结构中，加工贸易占据了半壁江山，尽管附加值较低，但是解决了大量的就业、养活了大量的人口，这是加工贸易在出口企业中不可否认的贡献。沿海企业大部分都承担着出口的任务，中小企业老板的跑路一旦大面积爆发，对于我国的出口势必也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有专家指出，目前民间借贷的风险还未到大规模爆发的时候，但“连环贷”无疑是风险放大镜，会成倍放大放贷公司风险并向上游传导。靠“贵利”盘起生意，靠生意再借“贵利”，风险一环一环传导下去，这种民间草根资金的“创新”游戏，竟与美国的次贷危机惊人地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