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媒体报道：美国证交会决定就标普公司违反证券法为抵押贷款公司作出错误评级一事提起诉讼。监管者认定：近年来美国房屋违约率的持续上升，部分责任正来自评级机构的“纵容”。
面对官方解释，各媒体的怀疑之声不绝于耳：这次惩罚更像是美国政府给“不听话”的标普“一点颜色看看”。说到这里，事件需要回放至今年8月：当时，标普公司宣布下调美国债务评级，三大评级机构中其余两家却并未跟风。这个渊源因此被认定是“起诉事件”的“始作俑者”。
“话说得不合心意”就得遭到惩罚，这一因果关系存在的可能性，令评级机构的独立身份再次遭到质疑。
三大评级机构头顶上的光环近年来曾多次面临诚信危机。不久前，惠誉公司频繁下调多个国家及地区的信用评级，就引来一片“喝倒彩”：在下调欧洲多国主权信用评级后，该机构称可能在两年内调降中国信用评级。
一个信用评级竟值得各国之间“大动干戈”，这其实不难理解。
在对公信力有极高依存度的资本市场，信用评级的高低将直接决定一个机构或者国家的资金能力。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广大投资者迫切需要了解债务人的实际情况，并以此标准优化投资选择，实现投资安全性，取得更加可靠的收益。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实质上就是评级机构对一国政府作为债务人履行偿债责任的信用意愿与信用能力的一种判断。
从这个角度看，信用评级这一量化考核标准的存在，既有利于为投资者提供公正、客观的信息，也可以成为管理者审查决策的依据。除此之外，信用等级在证明债券发行主体具有较强的还贷能力同时，也为其提供了低成本筹集资金的前提。
说得更直白一点，面对信用评级低的国家或者机构，投资者会承受更大风险。这也就意味着，评级降低或将直接导致债务人的融资困难，融资困难将使其资金状况更加恶化，评级或将更低。
也是基于这一现实，由美国出资控制的信用评级机构作出的信用评价才备受质疑。比如一些机构在近期提出的“可能在两年内调降中国信用评级”的说法，多方意见就莫衷一是。这些评级机构是否在以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代价，为重建欧美市场争取资金回流？中国的经济预期有那么糟糕吗？这个机构凭什么拿出这样一个评价，依据又是什么？
作为信用等级评价体系的代言人，三大评级机构无疑应以公平、公正为原则。就目前形势来看，人们似乎很难依靠这些过程并不透明的评价体系，决定自己的钱怎么花。如果真的印证了媒体的怀疑：评得不好就被美国监管部门惩罚、“说到心坎上了”就是正确，建立在这样价值体系上的评级机构立场就值得怀疑。这究竟是中立的第三方机构还是某些利益群体的代言人，我们也不得而知。法国经济学家库埃与雅克就曾撰文披露信用评级机构的内幕，文章称评级机构成立以来，长期依赖被他们评级的企业或国家生存。
我们并不应戴着“有色眼镜”评判美国三大评级机构，我们也曾选择相信其公正的立场。但问题是，在多年的相互合作当中，评级机构确实并未给旁观者提供足够的信心。时至今日人们仍然难以忘记，当世界金融危机来临时，这些原本应当充当经济创伤“治愈者”的评级机构不知为何选择了集体沉默。
金融领域需要量化的考核、评价体系，因为这个考核将直接决定“真金白银”的走向，将带来高额的回报和巨大的利益，甚至将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未来的发展态势。但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市场这个“跷跷板”上，一方独大的游戏规则是无法进行下去的。作为利益格局中不同的利益方，即使没有绝对的公平，至少也需要建立相对平等的话语权和透明的评价标准。
那个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无论是“黑名单”还是“红名单”，那些评级机构，都请拿出足够的诚意让人们信服。(骆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