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在控制通胀、流动性不断收紧的影响下，温州中小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贷款融资。愈演愈烈的融资困境迫使企业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市场，催生温州民间借贷空前活跃。据新华社此前报道称：今年上半年温州地区累计发生民间借贷485.5亿元人民币，且借贷利息飙升，一路疯涨至月息3-5分，个别甚至达6分至1角。自今年4月以来，个别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发生老板潜逃、跳楼自杀、企业倒闭、员工欠薪等事件。目前，该市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
透过现象，深一层分析观察，不得不承认，“非理性借贷——放贷”格局之所以会最终铸成，而且越来越纠结、难以自拔，从其背后的社会经济现实来看，实际上又是合乎理性和逻辑。对于借贷者尤其是企业家借贷者来说，借高利贷虽然看似不理性，但委实又是迫不得已的结果。有官员指出的：“企业生存很难，不光是原材料和工人工资上涨，还面临融资难。如果银行能贷款，就没问题，贷不到款，只能找高利的民间借贷。”对于放贷者来说，道理同样如此。一方面，这是资本逐利的本性使然，实业利润微薄而高利贷却是动辄百分百以上的暴利，岂能不让人趋之若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事实上是目前我国民间资金投资渠道过于狭窄单一的一个必然产物，这就像有投资者抱怨的，“房子不让炒了；炒煤矿被国企收编了……不去放高利贷，难道把钱放在银行等着CPI吃掉吗？”
全国工商联最近调研显示：“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状况，可能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为艰难。”而另一面又是，民间资金投资渠道和范围的匮乏、狭窄。这突出表现在，除了储蓄、股市、买房等之外，民间资金几乎找不到其他更多收益稳定的投资渠道。同时，虽然国务院连续出台了两个“36条”，但现实中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平等参与竞争分享利润仍然显得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比如，银行金融业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最赚钱的行业，目前依然维系着国有资本为绝对主导的状态，纯粹的民营银行屈指可数。
民间借贷手段多样，从私人借贷到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息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和合理限制，普遍存在信用值不高的情况。批量“跑路”乱局所见证的其实是一种体制困局，换言之，“跑路”背后的理性沦丧，实乃体制、制度理性欠缺的结果。因此，要想让“跑路”的乱局、悲剧不再重演，出路只能是：尽快打破这一体制困局——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拓展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
为什么高利贷生意能够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曲径通幽、地火奔涌？为什么高利贷能够形成一个资金规模绝非“小打小闹”的市场有人敢出资贷出，有人敢付息贷入？民间高利贷市场出现的有人“跑路”、有人跳楼、有人血本无归、有人趁机诈骗等行为，只可以用来解释个案，却不能用来说明市场。这也如同国有商业银行也有高管卷走巨款远走高飞一样，只能用来说明某项制度的漏洞，却不能用来证明整个银行体系存在的合理性之有无。
实际上，从市场的角度看，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价格更接近于市场的真实价格。去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锁止了资金市场的大量流动性。但是，由于鲜少使用价格型工具，资金市场的利率提高幅度不大，资金的实际利率继续为负。这样，在资金相对紧缺的情况下，资金的价格却没有上升多少。利率是资金的使用价格。应该承认，民间高利贷市场的高利息，肯定有虚高的成分。但是，这虚高部分的价格，其实正是民间逐利资金需要付出的，因“正当而非法”运作所带来的风险费用。总体而言，市场参与者在进入市场时，是以自己的判断为基础从事买与卖的。资金供过于求，货币的使用价格下降；资金供不应求，货币的使用价格上升。由此，现在东南沿海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民间借贷市场生意红火的现象说明，当地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量非常大。而流动性被大量锁止的“国有”资金市场，几乎难以顾及到这部分市场的资金需求。
把民间借贷市场定性为“非法”，然后取缔，这是过去二十几年的一贯做法。但是，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不大灵光。不是这种做法不完善，而是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合理。把金融市场向民间资本开放，既可以补充现有资金市场的缺失，如当下中小企业贷款难的窘境，又可以为国有商业银行引入真正的竞争者，提高资金效率，使资金的价格接近或等于市场真正的价格。
民间资本“渠”外流动的后果，就是现有金融方面的法律很难规范到这部分资金，这也是民间借贷市场乱象伴生的根源所在。但是，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正是入“渠”的大门不向民间资本开放所造成的。民间资本在“渠”外运行的非规范性，应该成为其尽快被纳“渠”流动的原因，而不应该成为制裁取缔其流动的理由。
推进民间信贷市场正常化，这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种选择。(西南财经大学 樊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