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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都是一个难解之谜。尤其是当迪拜危机爆发和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肆虐欧洲,更让人不得不警惕,中国因为地方政府大举借债刺激经济增长而酿成的地方债务问题。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就曾指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四大潜在风险之一。
国家审计署对城市负债情况的审计结果显示,调查的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截至2009年底,政府性债务约合计2.79万亿。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但这只是抽样调查的结论,无助于我们了解地方债务的全貌。
此前颇受舆论关注的是高盛在5月份发布的研究报告。高盛认为,截至2009年底,地方政府总负债7.8万亿,约占GDP的23%。中金、花旗等分析机构的观点则更为激进:到2010年底地方债务将到12万亿以上。甚至有机构认为,12万亿可能是冰山一角,如果再加上高悬的、没有进入统计的隐性债务,真实负债水平可能占GDP的70%-80%,即高达23万亿-27万亿。
目前的观点普遍认为,中国的地方债务风险是完全可控的。其中主要的理由是:从中长期来看,地价看涨、以土地为抵押品进行融资的做法可以持续;地方政府有能力通过投资项目获得收益以及增加税收,来维持负债情况稳定;另外被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即使地方无力偿债、中央也必然为其兜底。而从绝对水平看,目前中央财政状况十分理想———拥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和外汇储备、财政收入增长强劲、负债率很低。
但是,这些理由可能低估了地方债务存在的风险。地方债务规模是在2009年迅速膨胀的,审计署的调查也表明:2009年的新增债务占到了债务总额的近四成。2010年的情况,同样令人担忧。
尽管“4万亿”投资计划正在逐步淡出视野,而且中央对“两高一资”项目投资严加限制,但在新型产业上的加码,很容易引发地方政府新的投资冲动。这意味着,今年地方政府很可能继续维持去年的发债速度。更值得注意的是,加息预期渐浓,一旦货币政策调整,将使得地方政府的融资杠杆率更低、而成本更高。在收入方面,按照目前财政转移支付、土地出让、地方税收约4:4:2的地方政府收入结构,虽然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的增长都相对稳定(有望维持25%以上的增速),但随着房地产调控的不断深入,土地出让收入存在下降20%-30%的风险。
至于指望中央政府兜底地方债务,颇有点一厢情愿的意味。尽管中央政府的确有能力担当地方债务的最后担保人,但却不见得会这么做。毕竟,从法理上来说,并没有恰当的法律依据要求中央政府来为地方买单。即使中央政府愿意出手,2010年中央财政预算已超过1万亿,并没有太大的余力扩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况且仅仅依靠转移支付,只能暂时延缓债务规模,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如果情况真的恶化到需要动用存量国有资产和外汇储备来为地方政府补窟窿,那就不仅仅是地方债务问题,而将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全局性问题。
当前,地方债务问题就好像一个尚未癌变的毒瘤,作为主要以地方政府公信力作为担保、规模远超房地产贷款的宏观问题,地方债务一旦失控,不仅是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之重,恐怕更是中国社会和制度结构不能承受之重。
□王莹(上海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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