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每日电讯：制度化反贪腐依然任重道远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走完它的时间轨迹,但中国的反腐肃贪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根据12月29日发布的首份《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公布的数据,仅今年1至11月,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数量就高达11.9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3万人,其中,涉嫌违法移送司法机关的4332人。

　　虽然这些数据已经很“可观”,但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必然仍有许多问题官员的贪腐行径尚未被曝光,仍有许多看上去清清白白的官员正在一步步驶向“落马”这个官场终点站。在反腐肃贪这件事情上,成绩不佳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收获颇丰”也算不得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因为它从另一个角度可能说明问题官员的比例令人不安。

　　站在这一年的终点往回望,只要稍稍索引,就能轻而易举地列出一长串因贪污腐败而获刑的官员名单。他们是:“造假骗官”的王亚丽、“土地奶奶”罗亚平、“制定6000万贪腐目标”的叶树养、“7年内受贿1575次”的李荫奎、“裸官”董跃进……这其中还包括陈少勇、黄松有、孙善武、王益、朱志刚、陈绍基、郑少东等十余名省部级官员。

　　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是,在东窗事发之前,不少官员的成长和仕途升迁之路看上去都非常光明,说起反腐肃贪也都头头是道。官居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一职的黄松有在“落马”之前,曾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专门论述如何“保持清正廉洁”和“加强自身修养”；湖南省湘潭市原副市长朱少中,曾在网上撰文大谈特谈反腐的经验,但不久之后就因大肆受贿和滥用职权而受到查处；类似的情节还发生在武汉市东西湖区原交通局党委书记李敦书身上,他在“落马”前夕还在台上大讲反腐倡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曾“炮轰”官场不正之风,博得了公众和舆论的如潮好评。他所说的“不正之风”包括权钱交易利益链未斩断、明规则潜规则双轨运行、任人唯亲买官卖官严重、开会时大家都不敢讲心里话等现象。可以说,这一股股不正之风在官场劲吹,吹得一些官员的公信力扫地,吹得公众的不满情绪蔓延,也吹掉了不少官员头顶的乌纱帽。

　　2004年,曾倡导香港建立廉政专员公署的杜叶锡恩女士曾在自己的书中回忆过香港反腐肃贪的历程,“六七十年代,香港经历了急剧的转变,当时人口快速增加,社会发展步伐迅速,制造业蓬勃发展,经济渐次腾飞……然而,因为人口不断地膨胀,社会的资源未能赶及实际需求,这种环境助长了贪污的歪风。”现在来看,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经济、社会、人口问题与她笔下的香港有不少类似的地方,腐败案件也多与公共品提供者有关——这些手握公权力的人原本应该为百姓干实事谋福利,但他们却把百姓的信任和手中的权力当作了敛财的利器。

　　在中国的政治建设进程中,反腐肃贪已经成为政府重塑公信力的重要课题。中央也越来越意识到制度化反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加紧构建完善科学的反腐体系。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会议,再次强调要“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仅仅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关部门就密集出台了多项规章制度:今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要求做到“预防为主、关口前移”；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查办严重行贿犯罪力度的通知》,要求重点查处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贿、国家工作人员为跑官买官行贿、危害民生的行贿等八类行贿犯罪案件；同月,中央纪委印发《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剑指工程腐败乱象……

　　当然,徒有措辞严厉的规章制度,仍不足以彻底斩断官员贪腐的利益链条,不足以让潜在的贪腐官员主动罢手,相关部门还必须在增强执行力和加强监督有效性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我们注意到,在刚刚发布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中,正式将公民监督、舆论监督(包括网络监督),纳入了“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这应该有利于多种形式的民主监督的有效开展,有助于制度化反腐的推行落实。(易艳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