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肝斗士"雷闯:希望做乙肝访谈录、拍电视剧(5)

　　(4)小人物们

　　“到现在，采访我的每个记者还是会问，你的动机是什么？”雷闯说。这个问题他已经答到不爱回答。在他看来，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了，就要反抗，有什么不能理解？相反，他不理解那些权利受到侵犯却哑然的人。“或许，现在的我之所以说不出动机，是因为这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了吧。”雷闯说。

　　雷闯所说的习惯是指，不时发出作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维权声音，对有关“平等与歧视”、“个人权利与公权力”的话题保持高度敏感。

　　“在某种程度上，我要感谢乙肝。”雷闯说。因为乙肝，他对自己的价值和发展方向，感到开窍了，他内心的公民意识开始苏醒。

　　2010年7月，雷闯又干了一件雷人的事，他休学了。他想用一年时间，拿着“DV”机走南闯北，去记录那些与乙肝有关的故事。“如果有一天我不是学生了，成家了，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自由。”

　　和他申领健康证一样，他又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成为学院第一个主动休学的研究生——“有人因生病或怀孕等理由休学，他们是被动的，而我是主动选择的。”雷闯承认，他又一次给学校出了难题。

　　对于自己要记录的内容，雷闯思考得很有层次：记录因为曾经的制度设计而在就学与就业中遭遇歧视的“肝友”，因为这些都是历史；记录至今仍挣扎于歧视中的“肝友”和他们的家人，以推动“良法”的落实；记录为乙肝问题奔走呼吁的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者、律师，尤其是为此奋斗过的普通劳动者，触摸最可贵的人性。

　　在所有的访谈对象中，雷闯最用心记录的是小人物。“也许因为我也是一个小人物吧。”雷闯说。

　　于是，雷闯的“DV”机里，记录了很多“肝友”细碎的烦恼：乙肝小伙的恋爱之困、因乙肝歧视而出国者的心路历程、乙肝妇女的离婚经历、宝宝因乙肝被拒于幼儿园门外后年轻妈妈的愁苦。

　　在记录的过程中，雷闯觉得自己比媒体记者有优势。“我知道媒体对这个问题的报道很多，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雷闯说，“他们没有真正表达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内心挣扎，而我可以。”雷闯把自己与记者的区别定位于此。

　　因此，在访谈中，雷闯一定会问这样的问题：“你何时因乙肝掉过泪？”“你能否用‘我希望’三个字开头说一段话？”他深知，所有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都期待，痛苦是他们的过去，希望是他们的未来。

　　雷闯的希望是，未来有一天，最好是2013年、乙肝维权10周年的时候，他能像杨澜做成“杨澜访谈录”一样，做一个“乙肝访谈录”。

　　关于未来的设想，雷闯还有很多：在闹市举着健康证征人吃饭；在乙肝宣传日征集1万个支持“肝友”者的微笑照片；拍摄一部反映乙肝问题的电视剧；与名人取得联系，让他们在微博里转发支持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信息。甚至思路更广一点，写一本书，收集草根维权者的故事。例如，写写他在电视台录制节目时认识的“开胸验肺”的农民工张海超的故事、钓鱼执法事件当事人孙中界的故事，把这些草根维权者“像包装‘凤姐’一样包装”。

　　当然，他活跃的领域已不只与“乙肝”相关。

　　2010年6月，他为了火车站票与坐票价格相同而北上，找北京铁路局交涉。

　　2010年11月，腾讯与“360”之争焦灼之际，他出现在深圳腾讯公司总部的大门口，举起一块砖头拍向“企鹅公仔”，表演行为艺术，作为腾讯会员要求腾讯出具道歉信。

　　想法很多，雷闯不知道自己能实现多少。因为，他毕竟面临小人物的尴尬和苦恼。他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否从事一份稳定的职业。最令他纠结的是，如何回报拉扯他长大、供他读书、期待他改变家里生活条件的父母。毕竟，无论是休学的决定，还是在乙肝维权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他都没有得到父母的赞同与支持。

　　虽然，在面对这些现实时，雷闯会感到一丝沮丧与无奈，但他会在低落过后告诉自己振作。因为他更愿意相信——“只要你去做，肯定会有效果，在这个时代，你不要以为自己的力量很小”。

　　而他的斗争俨然已经在公共精神开始萌发的当下中国产生意义。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所言：“现代民主社会不可能自动形成，公民精神更不会自动生发。面对世间不公，我们不仅要学会说不，更要敢于说不。中国不缺听话的人。社会进步、制度变革，需要千千万万个雷闯式‘不听话的公民’的不断奋争，尽管险阻重重、困难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