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俊鹏在楼道口发现了曾捆绑陈小菊的胶带纸，并将其提取；随后在陈小菊家里对卧室门口的红酒酒瓶进行了拍照和提取。在仔细搜索后，石俊鹏并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于是手写了现场勘验笔录一份，制图一张，照相22张。
13点50分，勘验结束。
回到公安局后，石俊鹏在实验室，对酒瓶经过502熏显后，发现了一枚指纹，并对该指纹进行了拍照固定。随后“在被害人要求下”，石将酒瓶还给了陈小菊。
凭一枚指纹如何能找到真凶？2011年3月22日，保定北市区公安局副局长李刚，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介绍说，他们从报案人问讯笔录中，找到线索。
陈小菊在问讯笔录中称，那名男子大致在那天12∶10—12∶50之间，接听了三四个电话。
警方开始寻找，那段时间内，通话三到四次的手机号码。排查结束后，警方未发现可疑号码。
“后来才意识到，我们忽略了非本市但案发时在保定漫游的号码。”李刚说。
重新排查后，警方锁定了一个“139××××190”的石家庄号码。
在警方出具的通话详单上显示，这个号码在那天的12∶10—12∶50之间，接听了三个电话，而且手机所使用的基站均为华电小区的基站。陈小菊就住在华电小区。
警方根据话单上的基站地点，勾勒出号码“139××××1190”，在2006年8月11日那天的行踪图。早晨8点前后从石家庄出发，于上午10点前抵达保定市区，12∶10—12∶50，有3次通话记录，下午两点半回到了石家庄。
李刚说，为了防止抓错人，我们还与这一号码前后通话的十多个人，进行了核实，证实此号码确实一直为犯罪嫌疑人使用。
杨惠贤说，她从没接到过警方的相关问询，因为“139××××1190”正是她儿子王朝用的手机号码。而杨惠贤称曾于8月11日那天中午，给王朝打过多个电话。
石家庄青年因抢劫被拘
直到检察院的起诉书发到手里时，王朝说他才知道，自己是因为抢劫罪被提起公诉
处理完交通事故后，王朝的生活基本算是波澜不惊，除了一次合伙人的登门威胁。
2006年9月21日，王朝的合伙人李氏兄弟找到王朝家，对杨惠贤说，他们与王朝有约200万的工程款纠纷，并称如果不让王朝把工程款结清，就找人把王朝抓起来。
“光天化日之下，说抓人就抓人啊，我还不信了。”杨惠贤后来曾对王朝这样说。
杨惠贤的父母是老革命，她的朋友都觉得她颇有军人的勇敢和直率。
10月31日晚上，王朝去给客户送货，并和朋友约好，当晚七点去饭店吃饭。
但快到八点了，王朝还没有出现，且手机关机。报警后，朋友们纷纷议论王朝是不是被仇家绑架了。
王朝失踪的当晚，杨惠贤一夜没睡，她的记忆几乎是空白，“思维停滞了，什么都想不起来。”
就在朋友们四处寻找王朝时，王朝被蒙着头，带到石家庄市的一家小旅馆，他是当晚7点左右在二环路上被警车逼停的。
10月31日19点前后，李刚带领民警，在石家庄逮捕了使用“139××××1190”号码的犯罪嫌疑人王朝。
小旅馆里，王朝的头罩被拿开，他看到一位“长脸、戴眼镜”的男子走进房间。
“这位是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的李刚副局长。”一位民警介绍说。
在给母亲杨惠贤的信中，王朝说，接下来的一夜，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夜，他“遭遇了从前在历史课本中得知的种种酷刑”。
今年3月12日，王朝在石家庄鹿泉监狱接受记者采访说“第一个动手的就是李刚，他给我的左手上了夹棍。当绳子抽紧的时候，我忍不住大叫起来：‘我的手断了！’”
王朝说，刑讯逼供过程中，他想认罪都不知道该认什么罪。
11月2日，王朝被送到保定市看守所，他说自己因被打得遍体鳞伤，看守所法医拍下照片，并依法拒收，又被送到保定市中心医院等医院抢救了11天，于11月13日送回看守所。
11月12日，杨惠贤收到警方送来的拘留证，上面写着“王朝因抢劫罪予以拘留”。
直到检察院的起诉书发到手里时，王朝才知道，自己因为抢劫罪被提起公诉。
“我当时就高兴了：我怎么可能入室抢劫呢，一点边都不沾，这下该出去了。”王朝说。
疑点一：手机话单造假？
警方提供的手机话单上没有出具人签名、盖章，并且不是移动公司出具的话单原件
2007年6月18日，王朝案第一次开庭。开庭后，便有越来越多的疑点浮现出来。
警方推断王朝行踪的一个依据是，“139××××1190”通话单。在庭上，王朝的辩护律师首先对该清单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手机通话单一般记录这样一些信息，机主的手机号，本机呼出呼入的号码，呼出呼入的时间，附件基站的站名，还有通讯时手机的串码。
也正是这组串码，让辩方律师王振荣生疑。
每个手机都有个单独编号，叫做手机串码。王朝的手机串码是，3515280150805473。。
而在通话单上，2006年8月11日14:30，出现了另一个手机串码，3551740065086301。
北市区警方解释称，刑侦大队通过串码技术分析，发现139××××1190电话卡曾于14:30时，在被抢手机上使用。也就是说，警方认为，那个尾号86301的手机串码，是属于陈小菊的手机。
但辩方律师指出，陈小菊使用的三星手机为一行货手机，其包装盒显示，串码尾号是8638，且只有15位。
而通话单上“陈小菊”的手机串码则是16位。
在庭上，控方称，手机串码后两位是任意的，后两位号码不对，也是同一部手机。
一位移动公司的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所有行货手机，手机串码是唯一的，不可能出现两个串码，而且位数还不对。
辩方律师还指出，通话单上，王朝的手机串码对应的，是一部直板的诺基亚手机。陈小菊在问讯笔录中称，疑犯使用的是一部翻盖手机。
还有一点让辩方律师生疑的是，北市区公安分局提供的“139××××1190”通话单上，没有出具人的签名，也没有出具单位的公章。
王振荣说，作为证据，必须要有出具人、出具单位的签名和盖章。
在“13930111190”通话单上，有着这样一句说明，“该话单系我单位从石家庄市移动公司调取，与原件无异”，上面盖有保定市公安居北市区分局刑警大队的公章。
王振荣说，那原件在哪儿呢？刑警大队有资格证明，该话单与原件无异吗？
北市区公安分局对此曾这样解释，该电话清单系公安机关调取移动公司存储器内数据，经加工整理而成，用以确定犯罪嫌疑人。
疑点二：只有一枚指纹？
警方从案发现场只取到一枚指纹，王朝母亲怀疑公安机关中有人骗取了她儿子的指纹
在庭上，公安机关指认王朝为抢劫疑犯的另一证据，也遭到质疑。
侦查过程，公安机关调取河北冀兴高速公路公司保定管理处的监控信息，证实：一辆车牌尾数为“937”的小型车，于2006年8月11日早8点，从石家庄上高速，9点半从保定下高速。当天13点半，一辆车牌尾数为“937”号码的小型车又从保定上了高速。
而王朝那天驾驶的车辆，车牌号刚好是“冀AW5937”。
辩方律师王振荣说，“937”不是一个完整的汽车牌号，该车的车型、隶属哪里管辖都不得而知，怎么能证明，那车是王朝的车呢？
公安机关还提供了一个证据，证明王朝就是那个入室抢劫犯。
公安机关提取了王朝的指纹，与从酒瓶上获取的指纹，一同送去对比，发现两个指纹吻合。
但王朝的辩护律师，还是从这一证据中发现了一些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