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前依然严峻的打击拐卖犯罪形势，中国公安部4月12日做出了一项新的规定：今后凡是发生的拐卖儿童案件，必须由县一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担任专案组长，并对案件侦办、查找解救被拐卖人员、安抚被害人家庭等三项工作全程负责到底。
人们将这一空前严格的做法形象地称为“一长三包制”，而人们更关注的是，在2011年春天中国“微博打拐”热潮的映衬下，中国警方将如何在“打击拐卖犯罪、解救被拐儿童”中有所作为。
中国政府部署“打拐”专项行动始于2009年。两年以来，已破获拐卖妇女案件12946起，拐卖儿童案件7867起；解救被拐卖儿童13284人、妇女23085人。
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从魔爪中夺回的生命；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历经磨难后的幸福团圆。
“拐卖案件一天不破，公安机关就一天也不会放弃对案件的侦查和对被拐儿童的查找。尽管有些案件没及时侦破，但公安机关的工作永远不会放松。”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在12日举行的进一步做好打拐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说，这一决心，既要让被拐儿童的父母感受到，也要让人贩子和收买被拐儿童的群众知道。
对于失踪儿童来说，最初的几个小时是查找解救的黄金期。为此，公安部要求公安机关接到儿童失踪警情后，要立即启动查找工作，打破警种界限和常规作法，调动一切警务资源，快速查找失踪儿童。最新的消息是，公安部决定在6月1日前将这一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在全国普遍建立。
为解决被拐儿童“身源确定”的难题，公安部建立了全国“打拐”DNA信息库，对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儿童和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进行采血入库。目前，已收录2万多人的信息，比对确定1040名被拐儿童身源。
从现在起，中国公安部还将在全国开展为期6个月的来历不明儿童集中摸排行动，对疑似被拐卖儿童的，采集生物检材检验后录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比对；对非亲生子女入户的，必须采集生物检材进行检验，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比对确认非被拐卖儿童后，才能办理入户手续。
“截至目前，公安部共发出30张A级通缉令，缉拿重大拐卖犯罪嫌疑人。”公安部所属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主任陈士渠说。
这种前所未有的力度给犯罪分子以极大震慑，30人中已有29人到案，其中不少人系自首。
“公安机关在警务机制革新与先进科技手段相结合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以民意为导向，推动‘打拐’专项行动向纵深发展。”陈士渠说。
致力于“打拐”的政府部门并不只是公安部一家。中国在4年前已经出台《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并建立以公安部为牵头单位的反拐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整个行动计划涉及28个部委，涵盖预防、打击、受害人救助、遣返及康复、国际合作等反拐工作的各个领域。
例如，公安部正在与多个部门密切合作，以综合治理的思路应对拐卖犯罪；公安部、国家人口计生委、全国妇联也在展开合作，努力拓宽拐卖案件的线索来源。中国公安部不断加强国际打拐合作，目前已与缅甸、越南、老挝等国有关部门达成合作协议。
同时，民众的力量也被纳入“打拐”之中。公安部与民间反拐志愿者合作，在网上开通“打拐”信箱，派员加入“宝贝回家”寻亲网站QQ群，指定专人接收、反馈拐卖犯罪信息和线索。当前兴起的“微博打拐”，更是将这项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为避免“打草惊蛇”招致犯罪分子报复或将被拐儿童转移，公安部引导民众发现疑似被拐儿童后拨打110报警，不要随意在网上发布照片。目前，民间力量与公安机关的良性互动机制正在逐步建立。
尽管“打拐”战果显著，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中国的“打拐”行动仍面临长期作战的压力。
2010年12月13日，中国海滨城市山东青岛警方接到群众报案，“一名3岁小女孩被坏人从奶奶身边抢走”。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10余个小时后，将犯罪嫌疑人王福军、徐东东、徐成龙抓获，解救出被抢儿童。
警方查明，2010年初，犯罪嫌疑人张乃敬因交通事故致残无法生育，找到王福军帮助其买个孩子，王福军遂纠集徐东东、徐成龙，3人驾车趁经过受害儿童与其奶奶身边时将其抢走，在赶往外地交易途中落入法网。
“当前，中国拐卖犯罪整体处于高发多发阶段，出现了许多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集团，手段不断升级，职业化、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农村地区拐卖犯罪相当猖獗，量大面广，已侦破的案件可能只占很小部分。”陈士渠说。
他说，巨大买方市场的存在，使拐卖“屡打不绝，且不断蔓延”，这是“打拐”行动面临的最大困难。
社会管理和服务存在漏洞也是犯罪滋生的原因之一。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和留守儿童入托难、入学难。家长们忙于生计无暇看护，这部分儿童成为被拐卖的“高危人群”。
种种传统和现实的诱因显示，在中国，“打拐”绝非“突击战”而是“持久战”，警民协力“打拐”任重道远。 (记者余晓洁、邹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