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认为，一个学者是要耐得住寂寞的。”很少接受人物专访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告诉我，这一次确实是有话要说。打开李玫瑾的博客，涉及药家鑫案件她的评论和回应将近十篇，博客的更新频率超过以往。在新近的几篇博客中，有三篇是回应清华大学肖鹰教授的文章。很多人由此认为，李玫瑾眼里只有清华大学的教授。其实，这其中的原因是，在李玫瑾看来，肖鹰教授代表了一类人：“他们这些人是大学教授，不是普通的网民，他们作为有学术素养的人，应该知道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是不能随便批评的。” 一切都来得太仓促。药家鑫案件审理当晚，中央电视台的直播引起了轩然大波。关于道德的、法律的、逻辑的所有讨论，尤其是孔庆东教授在网上的“开炮”，让李玫瑾措手不及地卷入了这场风波。
不要让调笑专家成为一种风气
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于2010年10月20日深夜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了六刀(又说八刀)致其死亡。10月23日，药家鑫在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今年3月23日，案件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一般的犯罪人想置人于死地，扎两刀就会走，可为什么药家鑫要连续捅六刀？这点让我很疑惑。”李玫瑾在给药家鑫的问卷写道，“在女孩的呻吟中，你扎了她那么多刀，你在这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心态？”这个问题在审案当晚的直播中也被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提问到了。
“我当时没有想到会问这道题，因为专业问题是无法在电视直播中说清楚的。可由于是直播，所以我只能回答。”李玫瑾在直播中说，药家鑫连捅六刀(又说八刀)杀人是“弹钢琴的重复性动作”。在中央电视台对药家鑫的生活进行报道之后，李玫瑾作出了如此的分析，这让很多观众以为，李玫瑾和中央电视台在为药家鑫辩护和开脱罪责，很多人开始了咒骂，并为药家鑫扣上了“富家子弟”的帽子，调侃李玫瑾为“砖家”。之后的一个节目中，李玫瑾将此观点修改为“药家鑫的第一刀是有杀人的念想，之后的几刀则是弹钢琴的习惯性机械动作。”但即使是修改过的分析，也仍然让她疲于去“应战”。
李玫瑾应战的对手中，有的人声望很高，比如孔庆东。在一段网络视频中，孔庆东评价央视关于药家鑫事件的新闻节目时认为其“毫无廉耻”、“毫无人味”，央视请来了一个“狗屁专家”来评论。该视频被迅速分享，被网友认为是“很给力”的评论。虽没有直接点名李玫瑾，但其所指观众都能品味到。
同时，凤凰网等媒体上也出现了清华大学肖鹰教授撰写的《教授，请勿在亡者的伤口上撒盐》的文章。文章把矛头更直接地指向了李玫瑾，批评她将“罪犯杀人的凶残”，“变成了艺术”，而这在李玫瑾看来是一种歪曲。但公众尤其是网民几乎一边倒地站在了代表“正义”和“良心”的一面，将李玫瑾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随便在一个论坛中找到李玫瑾的帖子，都可以看到对其不堪入目的人身攻击。
争论远远没有停止的意思。《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当调笑“砖家”成为一种风尚》认为，当今社会，调笑某些“砖家”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因为他们习惯于“说一般人听不懂的话”。“但我认为，这不是风尚，而是风气。哥白尼是怎么死的？不正是公众调笑的结果吗？其实我已经觉得很幸运了，因为我没有活在秦朝，或者‘反右’和‘文革’时期，要不然我连命都没了！”在一定程度上说，已经是“众矢之的”的李玫瑾说到这里却并没有很愤怒的感觉。
做一个“不妥协”的学者
“我接受批评，但我不接受歪曲。网民骂我可以，但这些教授作为有学术素养的学者，应该知道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是不能随便批评的。”李玫瑾说此话时格外冷静，一字一板。
尽管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甚至谩骂，但这一次李玫瑾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只分析了药家鑫的行为，而没有分析他的观念和动机，没有为他开脱的意思。”至于药家鑫应该判什么刑，李玫瑾对所有人都说，她不是刑法专家，不能解答这个问题，最多也只是希望判决不要被舆论左右。
在此之前，李玫瑾作为犯罪心理学学者而被人记住，是通过2004年对马加爵案件的分析。当时很多报道对马加爵表示同情，并“引导”读者认同马加爵是因为贫穷而杀人，很多人甚至质疑马加爵作案时精神是否正常。就在此时，李玫瑾的调查得出了新的结论：马加爵是因为无法面对潜意识而产生了心结，最终导致杀人。和现在一样，李玫瑾被众人激烈地批评，但一直强调专业素养的她也没有妥协。
2004年2月中旬，正值寒假。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在三天内杀害了同宿舍四名同学。案发现场收拾得很干净，被害人的尸体也被藏在了宿舍的衣柜里。马加爵作案后立即逃跑，办案刑警认为“预谋的特点很突出”。
4月，一个刑警找到李玫瑾问她：“正在逃亡的马加爵的犯罪心理你有没有分析过？目前我们搞不清他的犯罪动机。”令刑警迷惑的是，四名被害人都是穷学生，所以不可能为财；马加爵的犯罪行为很有条理，现场“很干净”，所以也不可能是精神病人作案。李玫瑾对这个问题也充满了疑问，所以得知马加爵在海南落网后，她最关心的也就是马加爵的犯罪动机。
第一次听说马加爵犯罪动机时李玫瑾更加迷惑了。海南警方介绍道：“据他自己交代是跟同学打牌吵架，同学说他偷牌，他很生气就杀了他们。”在海南的逃亡中，马加爵还买了复读机和10盘磁带，其中有两盘是他自己用方言录的音。至于内容，只有等广西警方“翻译”后才能得知。
马加爵落网后，各媒体开始争相报道。“我当时的感觉是，有些媒体在有意或无意地同情马某，而事实上则在对刑事审判进行着一种不公平的社会导向。”网络上曾经传言，马加爵有一段时间逃课，是因为没有钱买鞋。一直等到学校发了助学贷款，他才买了一双拖鞋去上课。这个消息来源是一个女同学。“但我不明白，没上课的马加爵没有女朋友，他的宿舍没有女生，为何同宿舍的男同学不知此事，却由‘某女同学’说出来？”李玫瑾几乎对所有的报道充满了怀疑。“稍有专业背景的人都不会相信，所以我决定去云南昆明调查一下马加爵真正的犯罪心理问题。”李玫瑾在得到了领导的支持后，飞往云南。
但李玫瑾最终没能见到这个让她困惑很久的大学生。按照侦查程序，在李玫瑾到达云南的前一天马加爵刚刚指认完犯罪现场，回来后就开始绝食，不说话，心理状态不是很好，办案的刑警不太希望外来调查人员与他接触。但好在刑警们把所有的讯问资料毫无保留地借给了李玫瑾。
讯问材料里涉及到犯罪动机的部分，马加爵仍然说是“打牌”和“争吵”，但争吵的内容马加爵强调“什么都不记得了”。在去云南之前李玫瑾草拟了一份调查问卷传给了办案的同行，在离开云南之前她得到了答卷。“我当时很失望，因为有些问题我不能继续跟进提问，但有一点我已经有了初步判断：马加爵杀人是为了一件不能说的‘某事’。”
这件事到底是什么？
李玫瑾回京后写出了《马加爵的犯罪心理分析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了马加爵的四个心理问题，但惟独没有涉及犯罪动机的论述。“但我可以肯定的是，马加爵不是因为贫穷而杀人。”
事实上，马加爵在案发前的一个学期里买了一台二手电脑，并且寒假没有回家。“在仅剩他一人的宿舍里可以打开任何网页，”李玫瑾推测，在这期间，“马加爵应该看了些平时没有机会接触的东西。他23岁，身体健壮却没有女友，然而内心的欲望却依然存在。这些都是他的个人隐私，可是与他吵架的同学恰恰是他最好的朋友，那么他们会吵什么我们自然也就知道了。”
继续的调研和考证，以及一些媒体的报道证实了李玫瑾的推断，即马加爵因为隐私被同学知道，害怕无颜面对他人而杀人灭口。他的心理问题在于自身的人格缺陷，而不能一味归结于社会贫富差距问题。
这一结论无异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公众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时，李玫瑾上万字的分析毫无疑问遭到了很多人的谩骂。但李玫瑾不妥协，“只要我的分析是对的，我就会坚持。”
采访结束的次日，李玫瑾在博客中做了更新，回应了肖鹰教授的质疑。最后她转述了王小波的一句话：
做思维的精英，而非道德的精英。
黑格尔影响我的学术研究
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李玫瑾说自己十年写一本书，一共有两本就够了。在她的第一本书《犯罪心理研究》的序言中，她曾这样写道：“从未想到过自己将用一生来研究犯罪人和犯罪心理问题。”
在决定用一生的时间来研究之前，她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是“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大一大二也不是很喜欢学习的。那时我就想，哪来这么一帮无聊的人琢磨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说到这里，李玫瑾开始慢慢活跃起来了。
转机发生在大三的一个课程上，“我非常喜欢上那堂课，并且喜欢上了黑格尔。”在人民大学的一个教室，当时还很年轻的李玫瑾拿着尺子和笔，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上认真地找句子的成分，每天规定要看15页……包括《逻辑学》在内的黑格尔的所有著作，在此之后，一直到现在，她仍然不时翻看，并且总会有新的收获。
“黑格尔对我的影响很深，尤其是在思维逻辑上。”李玫瑾的学生总结李玫瑾有三快：走路快、思维快、说话快。而思维快，可以说与她一直在阅读大量书籍有关。
严谨的逻辑思维一直影响着李玫瑾的学术研究。
毕业后，李玫瑾自己选择到了中央政法干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前身)工作。不久之后，为期三年的“严打”开始了。“严打在一段时间似乎有些成效，但三年后犯罪数量开始迅速增加并持续增长。”在2001年到2004年的几年里，各种重案要案接连发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思考。
“犯罪分子似乎根本不在意这种打击的态势，仍然在根据个人的想法去犯罪，并且犯罪的数量居高不下，恶性程度令人难以接受。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考虑犯罪防控的新思路。”早在参加工作后不久，李玫瑾便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一向喜欢自由和独立的李玫瑾在选择部门时选择了刑侦教研室，并在和领导的单独谈话中明确表示她想研究犯罪心理学。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办公室里，李玫瑾得到了领导非常严肃的一句话：“目前刑侦教研室没人从事过这项研究，所以无法安排老师带你，你这个专业需要你自己探索。但是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为了弥补专业上的不足，李玫瑾先后到北大和人大听课，参加学术会议，参加中国政法大学第一期犯罪心理学师资班。1985年春天，犯罪心理学课程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开设，14年后，李玫瑾出版了《犯罪心理学》一书，将自己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写了进去。又过了10年，《犯罪心理研究》出现在人们面前。“我有一个愿望：想研究中国犯罪心理学的人必须读我这两本书。”李玫瑾言语中透露出她的自信。
马加爵的一句话惊醒了我
在黑暗中，药家鑫因为怕“农民难缠”而连捅六刀(又说八刀)将女孩杀死，全然不顾女孩的哀求与呻吟；马加爵在下定决心后也同样将同寝室同学杀死并放入衣柜之中。
虽然两个年轻人最后内心都产生了恐惧，但为什么他们事发时会如此残忍？
很多人会将原因归结于社会，但李玫瑾认为，社会原因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相同的条件下有人没有犯罪。她以专业研究为背景，提出“社会的问题多源于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多源于早年，早年的问题关键在家庭”。
“孩子们缺少死亡教育，所以他们对生命没有敬畏。”李玫瑾告诉我，马加爵在给他姐姐的录音中说“其实人生的意义在于人间有真情”，正是在逃亡中他产生了对生命的敬畏。“正是这句话惊醒了我，原来孩子们不明白生命的意义，对人生更没有过质问。”李玫瑾说。
质问“人生”的第一步，就要质问“人”是什么。每年研究生开课，她都要拿出一节课的时间让学生们探讨“人性”：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在什么情况下人性是善的？人生又是什么？从犯罪心理学的专业角度，李玫瑾希望学生有自己严肃的思考。
出于对人性的洞察，李玫瑾面对罪犯时，习惯上对年长的称“您”，对年幼的称“孩子”，并且在冷峻质疑的另一面存有一份温情。去年冬天李玫瑾带学生去北京某看守所，访谈一个刚满二十岁的系列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李老师始终像一个长者一样和他交流。”学生张若龙告诉我，其间，她不断问：“孩子，冷吗？这样坐着舒服吗？”并递上自己的杯子问：“想喝水吗？”访谈进行到最后，犯罪嫌疑人痛哭流涕，李玫瑾递上自己的纸巾，用自己的双手为他焐手，并鼓励他。“这不单单源于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困难，还源于对人性的考量和对这个失足少年的惋惜。”
对包括学生在内的所有孩子，李玫瑾都有特殊的关注，尤其是在他们的思想和学习。有一次李玫瑾和学生们在一起吃包子，她饶有兴趣地谈起她的童年和大学生活。“我有很多书都是在大学期间和工作以后开始看的……”张若龙禁不住地插了一句：“李老师，你走的路和我们正好相反，我们是初中、高中都在拼命读书，到了大学没了后劲，一下子就松下来了。”李老师若有所思地说了句：“是啊。”学生们都没想到，她回去之后竟写了一大篇关于中国教育制度反思的文章。
李玫瑾友善的对象不仅是对他的学生，而是生活在身边的每一个人。刚参加工作时，李玫瑾的办公室在潮湿阴冷的一楼。一楼的清洁工一到冬天脑袋就会痛，于是李玫瑾在工作之余，就用毛线给她织了一个帽子。“后来那个阿姨又带来一些毛线，说一个不够用，问我能不能再给她织一个，我就又给她织了一个。”李玫瑾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越是对待生活处境不如自己的人，越是要尊重，“因为他们靠着自己的双手吃饭，他们不容易。”
尽管必须要面对外界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李玫瑾告诉我她依然“不改初衷”。曾经，李玫瑾打算今后不在媒体上评论案件，因为会惹来很大的麻烦。但后来还是坚持下来，“我不愤怒，我觉得这就是现实，慢慢面对。但是我希望，若干年之后回过头来看药家鑫这个案件，人们会想，李老师这个分析让我们明白了艺术教育的哪些问题特别危险。”
还是有很多人对李玫瑾表示理解和支持的，但她没有说太多，只是说了一句：“我觉得我们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我们对社会有责任。”
采访过后的几天中，我脑海中不断闪现和李玫瑾分开后的画面：天气阴沉的愚人节那天，她一身简洁的黑色衣装，步伐矫健地朝着家的方向走去，毫不迟疑。（李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