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安徽 临泉县警方调查,当地一名农民在接近17年的时间里,强奸116人(38人未遂),多数还并行实施了抢劫。这名嫌疑人侵犯目标明确:留守妇女 。家中无青壮劳力,这些妇女不敢抵抗,同时因社会压力,也不敢报警。(《新京报》4月18日)
光一个犯罪分子,在17年时间内就强奸116人,居然多次得逞,并且多年来一直平安无事,这足以说明在一些地方农村社会治安之差。然而,这又不仅仅是一个治安问题,更是一个涉及财政、户籍、迁徙权利、社会保障等更复杂的社会问题。
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犯罪分子可以强奸116名留守妇女,另一方面则是,广大在城市的农民工普遍存在“性饥饿”。有调查表明:55%的民工已经有超过半年没有过性生活;70%的农民工希望家属能来工地探亲。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也说,广东有3000万农民工,很多人由于不能解决性生活问题,长期处在“饥饿”状态。如果农民工不是大量进城打工,农村留守妇女就不容易受到性侵犯;另一方面,如果农民工的妻子们大多数人能随丈夫到城市,也不会有如此之多留守妇女遭受性侵犯,而农民工的“性饥饿”也能大大地缓解。
由于户籍所限,农民尽管为城市服务多年,他却无法获取城市的公共福利,他们的妻子当然进不了城。即使是临时性的居所,对于农民工来说也是可望而不可及,面对不断高企的房价,他们只有观望的份,对于城市建设的廉租房,他们同样无福可享。甚至,他们连住“贫民窟”都不可能。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就称,作为政府的考虑,不希望在特大城市出现像巴西 、印度 等国的“贫民窟”现象。在中国没有出现大量的贫民窟,原因是我们限制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如此,农民工的妻子们只能回到乡村,农民工夫妻只能做年终夫妻,还得熬受春运之苦。
解决农村强奸案频发问题,城市不能做旁观者。
杨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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