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即将满三岁，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认为《条例》实施效果理想，并用“仅次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实施”对其积极意义进行了肯定。但同时他也表示，《条例》在实施过程中，依然面临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不是非常确定，还有相当一部分信息被遮蔽在“三安全一稳定”原则性条款下的问题。
5月1日，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满三年的日子。4月9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举行“政府信息公开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对条例实施以来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困境进行梳理。
政府信息公开渐成社会共识
马怀德说，《条例》实施以来，除了意识方面的成就之外，制度上的成就也是很大的。为了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很多部门制定相应的政府信息公开办法，包括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卫生部发布“医疗机构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还在推行“中小学学校信息公开制度”。“这都是《条例》带来的制度成就，促使各个部门各级政府逐步注意这部《条例》的实施，保证公民权利有效行使。”
随着该《条例》的实施，让政府的信息更加公开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就在3月31日，北京市财政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北京公务用车的数量，这一举措被广泛认为是对《条例》的遵守。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会会长应松年教授表示，政府信息公开是尊重和保障公民知情权的体现，在现代社会知情权是公民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生活必要的条件，也是实现公民言论自由、参政议政权利的前提，没有知情权真正实现，其他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
在应松年看来，政府信息公开通过三年的实践，政府的思想观念还要进一步转换。“以公开为基础，政府的信息凡是可以向人民群众公开的都应该公开，这样的思想观念在政府人员头脑当中扎下根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国家很多事情都是政府主导的；大量信息都在政府这边，如果是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为公众服务的，应该把怎么样做的事情告诉老百姓。”
有关部门在有意限缩信息范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在2009年和2010年连续两年对地方政府和部分国务院部门政府信息公开实施情况进行了跟踪调研，相关的成果已经发布在今年和去年的法治蓝皮书上。参与调研的吕艳滨副研究员说：“从这两年调研情况来看，有关部门实际上在有意限缩信息范围。”
吕艳滨在调研中发现，有的机关把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缩得非常小，“甚至于把讨论过程信息，包括需要加工的信息全部排斥在政府信息范围之外。”这意味着公众可以获取信息范围非常小。吕艳滨说：“2010年我进行了验证，申请国务院部门公开因公出国出境的信息、地方政府食品安全执法信息。国务院有关部门反映，你要的信息不属于要公开信息的范围。”
清华大学副教授程洁目前担任北京市复议委员会委员，亲自参与了去年所有该复议委员会审理的涉及到政府信息公开案件。
程洁认为，《条例》实施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要明确不予以公开的范围。“哪些是依法公开，哪些是依法可以不予公开的？现状并不令人乐观。”程洁通过观察最近三年以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和不予公开决定后发现，尽管政府表示自己公开了绝大多数申请，但不予公开决定和复议、诉讼数量之间有一个对应关系：大多数不予以公开决定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公众和申请人法律意识较高的地区，倾向于提起诉讼和复议。程洁认为，这一情况“说明大家对于政府作出不予以公开决定感到不满意。”
程洁将政府作出不予以公开决定表现出来的问题归纳为四类：第一类是既没有依据也没有标准。第二类,有依据但没标准。第三类,有标准但标准不一致。第四类,有标准,但标准的公正性有待提高。
要让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相适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条例》实施过程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滥用个人信息的问题。吕艳滨介绍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于申请人所提供的信息提出三条要求：一是个人基本信息，二是联系信息，三是信息要求，达到这三条就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要求。“现实当中很多部门要求申请人提供非常详细的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证号码，政府机关验证身份证号码真实性。有些部门要求申请人提供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吕艳滨认为这些个人信息和申请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何进一步推动和促进《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应松年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处理好信息公开和保密的关系。二是政府主导、整体推进。三是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程度，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能力，使政府信息公开水平和公众参与的要求相适应，以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为基础，涉及到公众利益和公众较熟悉的利益为突破口，逐步转换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公共的价值取向，调整人民的心理接受程度，顺序前进。
应松年说：“过快也不行，也做不到，但是不推进也不行。应该通过顺序前进，逐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向纵深发展。”
“政府因开放而进步，公民因知情而理性。”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王敬波教授说，大家要充分让政府认识到政府信息公开带来的好处。“中国有一句话叫有容乃大，一个有包容心，一个开放的政府和国家，才可能会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国。从公民个体角度来说，一定是盲目的。知情可以解除公民个体盲目性，一个公民肯定会因为知情逐渐理性起来。”记者 张伟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