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家伙,了不得,太棒了!”
这是88岁的“文保老人”谢辰生对“南海Ⅰ号”宋代沉船和“南澳Ⅰ号”明代沉船打捞情况的评价。不过,一辈子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谢辰生同时也补充说:“‘水下’的事,我真的不清楚,只是从报纸上零星了解到一些,这是个新领域,我没有发言权。”
新事物,意味着机遇,更意味着挑战。
“尽管在某些具体工作上,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比如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建成开馆,让国外同行羡慕得不得了,说他们的梦想在中国实现了。但从总体水平来看,从管理体制、人员构成、法制环境到人们对水下文化遗产的关注,都还远远不够。”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刘曙光总结道。
当前,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是否能够漂亮地“承题”和“起讲”,写出“热闹文章”,还要寄希望于社会整体氛围的养成。
“水下”到底有多“深”
“积极推进沿海地区水下文物重点调查工作,做好‘南澳I号’、‘南海I号’和‘华光礁I号’沉船的考古和保护工作。完成水下考古专用工作船立项工作。组织开展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人员培训。”这是国家文物局部署2011年重点工作时提到的一项内容。
“水下”的工作变得越来越紧迫,主管部门的工作部署也务求实际,一步一步地来。
“我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和丰富的内陆水域,蕴含着种类多样、数量巨大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这些珍贵的水下文化遗产,深入挖掘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不但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需要,更是落实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这样阐述开展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国际上也已经有所行动。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明确规定不得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商业开发。这是世界范围内通过的首个关于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性公约。
虽然我国对“水下”的关注不过二三十年的事,但一批重大发现相继出水,让人感慨“水下”之“深”。
福建省文物局局长郑国珍举例说,1998年11月,石狮渔民在台湾海峡捕鱼时,打捞出一段古人类左肱骨化石,为晚期智人的男性个体。中国考古界权威贾兰坡将这个化石命名为“海峡人”,后来通过水下考古发掘,又发现了一小段古人类胫骨化石。这些都填补了海峡地域人类考古的空白,为研究台湾早期人类源自祖国大陆的历史渊源提供了最早、最直接的有力证据。
目前，时隔一年后“南澳Ⅰ号”的打捞工作重启。4月26日,水下考古人员从沉船表面分别出水了一件青花弦纹碗和青花花卉纹小罐,色泽明朗,完好无缺。随着打捞的进一步开展,出水的文物将带给我们更多历史消息。
“家底”尚未摸清
“我国是陆地文化遗产保护大国,但还算不上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大国。就水下而言,摸清家底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要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强国,水下和地上要平衡发展。”对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刘曙光有着清醒的认识。
他说,我国水下到底有多少沉船、古代港口,到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数字,对水下整体性的印象还比较模糊。
所以,“积极推进沿海地区水下文物重点调查工作”成为2011年度国家文物局“水下”布局的头等大事。
国家文物局考古处处长、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闫亚林认为,和陆地相比,水下考古的许多难点更棘手,“比如说原址保护,大家都知道原址保护的文化坐标上的意义更完整。但水下的原址保护更难。古代墓葬再保存几百年还是那样。但水下的植物是疯长的,对遗址的破坏是看不见的。以前以为建一个水下博物馆就是一个好的保护,但实现起来就有问题,因为无论你如何复原水下的环境,都和原来的不同。即使是一块石头,在流水和在静水的状态下就不一样。”
在刘曙光看来,相比于陆地上的考古发掘,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首先就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
据报道,“南澳I号”考古发掘重启之前,名为“南天顺”的打捞船的维修费用就达200多万元。另外,水下考古人员的潜水服都要量身定制,专人专用,购置一身衣服平均要三四万元。
“经费投入不足,保护条件较为薄弱,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经费保障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有待改善。”刘曙光说。
水下环境的复杂性也是制约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难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因为海面上看来风平浪静,但水下却是汹涌澎湃。
来自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的金涛是一名水下考古队员。他说,水下考古一次潜水大概在30分钟左右就要出水,而一天每人最多只能下水两次,否则就有生命危险。
东莞市鸦片战争博物馆的宋中雷曾经在水下作业时,脸上被水母覆盖,让他感到窒息。在同伴的帮助下,他顺利出水,但好几天脸上都感到刺痛,白天眼睛难以睁开,晚上睡不好。
尽管服务于不同的单位,金涛和宋中雷彼此相熟,因为全国能潜水的、又能从事考古的不过四五十个人。他们往往要跨越地域、机构的束缚,到处“赶场”,以应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人员的稀缺。
“人才不够设备凑,水平不够技术凑。”郑国珍半开玩笑地总结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困境。
水下文保意识尚待全面树立
据媒体报道,新加坡政府和美国史密森学会计划于今年7月在新加坡举行名为“沉船:唐代珍宝和季候风”的展览。这艘中国沉船是在印尼发现的,印尼政府将打捞上来的6.3万件古器物中的大多数,以约两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了新加坡政府,其中包括9世纪中国陶釉、早期罕见的蓝白瓷器等珍贵文物。
计划展览的行为遭到美国部分学者的猛烈批评,认为此举将导致更多考古遗址遭到掠夺性破坏。世界上有许多寻宝公司,他们不惜花费巨资搜寻海底沉船,然后试图通过打捞古器物出售以获取巨额利润。
而中国领海可能是这股力量的潜在目标。2005年6月中旬,福建平潭“碗礁Ⅰ号”古沉船遗址被发现,福建省公安边防总队肩负起监管任务。总队副参谋长吴兰添介绍说,期间查获非法打捞、倒卖文物案件46起,查获涉案船只50艘、人员516名,依法收缴古瓷器7372件。
据福建省龙海市文体局副局长江智猛介绍,现在部分沿海渔民存有“一件古瓷就能暴富”的心理,某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采取组织化、公司化的形式,有资金的文物贩子、有技术的专业潜水员、熟悉海况的本地渔民进行联合,共同对水下文物进行非法盗捞。
形势如此严峻,但水下文保意识尚未在全社会牢牢树立起来。
如今陆地上要大兴土木,一般都会事先进行考古勘查。如果“惊动”了文物,舆论将会穷追猛打,近期杭州南宋皇城遗址上建豪宅的消息成为社会热点就是一例。但“水下”却没有这样的“待遇”。
刘曙光说,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听说哪里建港口、造大桥之前进行水下考古勘查的实例,“法律法规上没有对此进行要求,相关政策上也没有进行规定”。
郑国珍发现,沿海不少渔民在捕鱼时偶尔捞到某个文物,就视为自己的个人物品,归于己有,甚至有的匆匆下水盗捞,由于不具备专业考古技术,结果为了硬捞上来一件,不知损坏了多少件。
刘曙光呼吁,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法规体系建设和执法监督力度亟待加强。
力争与国家海洋战略合拍
刘曙光向记者细数“水下”工作存在的其他难题:基础研究不足,特别是发展战略研究和长远规划滞后;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区域间、部门间尚未充分形成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合力,国家主导、地方支持、各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出水文物保护力量不足,仍存在制约出水文物保护工作的技术瓶颈……“总之,这种状况与强化海洋战略的国际形势严重脱节。”刘曙光说。
他表示,在“十二五”期间将集中开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示范意义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抛弃被动、分散的工作模式。
同时,他认为从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人员要意识到,“水下”不仅仅是沉船,一味地想着“捞船”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实际情况,迫切需要统筹考虑我国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展示和利用问题。
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也是刘曙光关心的话题:“要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向公众普及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知识。”
另外还计划将组织开展多学科、多部门合作参与的重大保护项目和前瞻性科研课题,例如加强出水文物保护技术研发、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遗”、开展中国古代海防工程调查等。
“通过这些重大项目和课题的开展,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提高科技应用水平,带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刘曙光说。(本报记者 王国平 李 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