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的民间借贷传统
2006年那一年，吴英的商业版图瞬间越铺越大，但她的资金来源却成了一个谜。
对吴英身世的各种揣测当年在东阳蔓延：走私、卖军火、傍大款，还有人说她是南洋军阀遗孀，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直到相关案情公布，吴英的资金往来脉络方才水落石出：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来自民间高利贷。
吴英在4月7日的庭审中承认，2006年成立8家公司的注册资金1亿元都是借来的。她向林卫平等人所借资金年回报率至少在50%以上，部分达到100%，到后期资金链出现问题时，甚至出现“3个月回报期”：即三个月的利息达100%。即使不算利滚利，年息也在400%以上。
高额的利息回报是吴英能迅速找到许多“下线”的重要原因。在其公司繁盛时，甚至有人托关系，才能把钱借给吴英。在法院认定借钱给吴英的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等11人背后，还隐含着无数下线。
“在浙江，民间借贷很多，做生意没有钱了，向朋友借钱再正常不过。几乎可以判定，没有一家民营企业在起步阶段没有采用过外界口中的‘集资’手段，或是从民间资本进行高利息借贷。”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杨林也告诉记者，在他小时候，家里一旦有大事，例如生病、大额教育支出、生意启动资金等很多资金，都来自当时村里的“抬会”。“没有复杂的手续，彼此的信任靠亲情和邻里关系来维持，可以说是一种高效的民间融资方式。”采访中，很多人均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起自己当年创业初期借贷融资的历史。民间拆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浙江民营经济的融资难问题。
“在整个浙江，民营经济较早地完成了自下而上的原始积累，数量庞大的民间资金沉淀下来，缺乏规范、安全的出口，中小企业数量又很大，自然形成了人脉在先、资金流在后的民间融资渠道。”周德文说。
从搞实业，到温州炒房团、炒煤团，背后都有民间借贷的影子。杨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现在的建筑公司有四个股东，四个股东下面再有十个出资人，十个出资人后面还有成百上千个下线，“公司就像是一个金字塔，有无数的股东参与分红，很多企业的构成都是这种形式。”
杨林最骄傲的一件事，是他曾和朋友在3天之内筹集到6.8亿元，用于某城市的旧城改造。杨林的朋友2008年在海南炒房时，也曾用过这种高效的民间借贷方式，“3个亿的房款一次付清。”
在温州，商人之间往往在茶楼会馆间闲聊，如果聊到某个项目可行，三五商人牵头，一晚上融资几个亿并不是什么难事。浙江的民间商人也普遍认可这种集资方式，即使有风险也在所不惜。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义乌一位叶姓曾经借贷给吴英的人士时，这位叶姓人士反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你们为什么认为我会受骗？”他把吴英的失败，归咎于“经验不足，投资方向没把握好”。他甚至说：“我为什么要恨吴英？借钱给吴英是我自己选的，我也没看准！说她是骗子我不同意，我们理解的风险，和你们理解的风险不一样。”
在采访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也发现，借钱给吴英的林卫平、骆华梅与吴英的私人交情，也并没有像外人想象得那么好，“借钱不过是一种普通的投资”。
而一些借钱给吴英的掮客仍然相信，如果吴英不出事，她或许就能把资金缺口补上。对于掮客背后形形色色的借款人来说，借贷出去的款项，也一般像鸡蛋一样分别投到各个篮子里，不太会因为一笔生意的失败而彻底崩盘。
“如果没有出事，本色(集团)的无形资产可能超过30亿。”前述借贷给吴英的叶姓人士，至今仍然相信吴英超前的商业模式一定能创造可观的利润。在东阳以及周边的义乌等地，“本色集团”的商业模式甚至仍然悄悄地被一些商家效仿。
“不被抓，就能还！”2009年4月，吴英一审时，也曾斩钉截铁地为自己“无罪”庭辩。
直到吴英一审被判死刑后，民间对吴英是否罪该至死议论纷纷，义乌市一位司法部门的知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即使在金华市中院内部，亦有不同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