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报：四千亿公路罚款助推“执法经济”

　　上世纪90年代，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现象十分严重，不仅极大增加了物流成本，还造成民怨沸腾。因此，从1994年起，国家开始对公路三乱不断进行治理，但治理17年之后，公路三乱仍然非常严重，全国每年的公路罚款可能高达4000亿元。(5月12日《新京报》)。

　　现实执法生态中，有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顾中央与多部委禁令，给执法人员暗下罚款指标，政府与执法人员权力分肥，把公路当成“提款机”。为了完成罚款任务，有的地方热衷隐蔽执法，甚至雇佣职业拍客抓罚款；有的交警在高速公路设置路障拦车罚款；有的路政人员养鱼执法、钓鱼执法，对超载车辆只罚款不卸载；有的交警罚款不开票可以打折，然后中饱私囊。这不仅破坏了正常的交通秩序，还增加了司机经济负担，推高了物流成本，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压力，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形象。去年10月，人民日报曾直言乱收费、乱罚款蚕食发展成果。4000亿公路罚款实际上拷问着政府治理公路三乱的诚意与效率。

　　我们可以谴责下达罚款指标的政府部门，也可以批评深谙罚款之道的执法人员。但我们指望他们学会权力谦卑，主动放弃罚款经济利益蛋糕，并不现实。既然司机怨声载道，媒体不断曝光，有关部门不能作壁上观，而应该及时介入干预，割掉执法经济毒瘤。

　　毒瘤怎样割？依我看，关键要健全公路三乱的治理机制。不能让执法人员想收就收、想罚就罚。第一，坚决杜绝下达罚款指标的错误做法，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斩断执法经济链条，严格执行罚没收入两条线的规定，让执法人员的绩效考核、工资福利与罚款数额脱钩，与交通服务质量、社会评价挂钩；第二，政府财政给执法部门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消除执法人员对执法经济的依赖心理，减少其创收压力，遏制其创收冲动；第三，加强权力监督、压缩权力空间，严肃公路三乱制造者的法律、纪律责任，用法律制度的力量端正执法者的权力观、利益观。

　　叶祝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