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提示:这些短信全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要相信,更不要汇钱。
“快到法院领取诉讼传票”；“您有执行案件在法院,不交钱则马上予以强制执行”；“您在外地超额消费,需要被法院执行”；“您涉及一起刑事案件要被执行”……
司法关注
本报记者李恩树
导演组、剧本组、话务组、取款组……详尽的职能分工背后,不是剧组在演戏,而是电信诈骗团伙在导演一出诈骗钱财的恶剧。
循循善诱的一个又一个圈套中,被带入戏的是数量众多的大陆受害者。
抓获犯罪嫌疑人最多、捣毁犯罪窝点数量和犯罪团伙规模最大,也是两岸警方开展执法合作的创新举措,公安部近日破获的“3·10”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可谓“史无前例”。
近日,公安部刑侦局赴柬埔寨、印尼等地的工作组成员向《法制日报》记者披露了此案的侦破细节,以及多地警方在合作过程中共同破解难题的曲折过程。
非法收益按比例分成
据悉,本案涉及电信诈骗数百起,被骗区域涵盖我国近30个省市、自治区。涉案金额总数还在进一步统计中,其中最大一笔个案金额为399万余元,发案于重庆。
“目前的电信诈骗团伙已经形成一条隐秘的、有组织、有规模的产业链条,类似传销组织。”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赴柬埔寨工作组组长廖进荣说。
据廖进荣介绍,此犯罪集团的核心成员来自台湾,负责策划组织,编写诈骗剧本,交由在东南亚国家的一些话务窝点进行具体实施,然后通过分布在香港、美国、东南亚等国家的技术平台诈骗钱财,受害人则主要来自于大陆和台湾。
诈骗来的赃款会通过专门的洗钱转账团伙,分流到几十甚至上百个账户中,专门的取款组会在境外通过取款机取出现金。
公安部刑侦局副巡视员、赴印尼工作组组长陈小坤介绍,我国侦查员一次在菲律宾蹲点时发现,有人拿着几十张银行卡在一台自动取款机前取款4个多小时,取出的钱足足3大包,嫌疑人要用车才能运走。
廖进荣介绍,这一犯罪链条各个环节分工明确,导演组、话务组等各个组因利益互相勾结,交织成网络,而每个组中又由上至下呈金字塔排列,许多最下端的员工对于从事的工作并不知情。
“比如‘车手’(团伙中专用称呼)只负责取款,他也可能怀疑钱来路不正,但也说不清钱是从哪儿来的。”廖进荣说,取现后这些非法收益会按比例分成——一般导演组4成,话务组3成,取钱组3成。
“剧本台词”精心设计
6月11日,该案最后一批77名大陆犯罪嫌疑人被从印尼押解回国,其中大多数为女性。
据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二队队长、赴柬埔寨工作组成员童碧山介绍,国内的犯罪团伙生存不久便会被打掉,所以近些年团伙把窝点都转移到了境外。团伙专以在大陆招工的形式公开招聘话务员,到境外后对这些年轻人进行封闭培训和管理。
《法制日报》记者看到警方缴获的一些犯罪嫌疑人拟定的“剧本”和“台词”,显然经过一环扣一环的精心设计,新招去的话务员都要按此学习培训。
童碧山在侦查时发现,为使人上当,团伙甚至还有专门制造背景声的设备。
按照要求,每个话务员要按照电话本一个一个地尝试,“每天顶多完成两件完整的客户”。
警方缴获的团伙规定显示,新招聘人员所办理的签证是旅游签证,到境外后3个月就被安排回大陆一次,然后再走相同的程序出境。
“这些话务员到境外后就会明白从事的是诈骗工作,但在威逼利诱之下,大多选择继续参与。她们基本工资在两千元左右,每骗成一笔都有提成,有一位一线员工成功骗取受害人1300多万元后,按比例提取了一笔可观的赃款,以此来吸引不明真相的群众加入到他们的犯罪组织中。”陈小坤说。
“这些钱都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有些是一辈子的积蓄,一旦被骗,很难追回。”廖进荣说。
多地警方精诚合作
这种策划者在台湾、实施者在东南亚、受害者在大陆的跨境犯罪,侦破难度超乎想象。两岸警方要继续进行深入合作,才能有所突破。
廖进荣带队到柬埔寨寻求警方合作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柬埔寨警方从来没有遇到过电信诈骗案件。
由于柬埔寨还没有网上银行,大陆警方在解释网银转账时,双方很难沟通。
除沟通外,工作组还遇到了侦查方面的许多难题:很难掌握窝点信息。
“有时只能靠最原始的手段。”廖进荣说,有一天,一位侦查员在一家中餐馆吃饭,突然有人进来订了许多中国餐饮,侦查员觉得有问题,便开始跟踪,后来发现一栋别墅,符合窝点的特征——几十名青年男女混居在郊区别墅、终日不出门。
侦查员便把门外的几大包垃圾捡回宾馆分析,最终从垃圾中确定了这栋别墅住了大量的中国人。
虽然存在许多困难,但是柬埔寨警方还是给予了工作组大力的支持,派遣百余名警力对所确定的窝点进行蹲守。根据部署,为免打草惊蛇,他们等待着6月9日两岸4地对106个窝点的统一抓捕行动。
其间,印尼发生了计划外的一起事件,蹲守在一窝点外的警察被发现,印尼警方迅速对该窝点的成员实施了抓捕,在和印尼专案组的协商后,为避免破坏整个抓捕活动,便当天就把嫌疑人释放了,没有深入侦查,小插曲并未影响大局。
6月9日上午,两岸警方与柬埔寨、印尼等国警方开展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抓获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598名(其中大陆居民186名、台湾居民410名、柬埔寨居民1名、越南居民1名),捣毁诈骗窝点106处,缴获银行卡、电脑、手机等一大批作案工具。
目前,案件仍由北京、福建公安机关继续侦办中。
VOIP改号设备成犯罪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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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恩树
从境外打来的诈骗电话,手机上显示的却是当地公安机关的电话。这种利用VOIP技术进行改号的设备,成为近期电信诈骗犯罪的核心手段。
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3·10”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赴柬埔寨工作组组长廖进荣介绍,这种设备可以将境外电话号码改成任意号码,包括一些银行客服电话以及公检法等政府部门的电话。受害者往往对此深信不疑。
“再加上大量的个人信息泄露,使得每个诈骗电话都能直接找到适合的诈骗对象。”廖进荣曾在一处窝点见到半米高的个人信息资料,有电信运营商掌握的资料,也有各种购房信息。
据公安部刑侦局副巡视员、赴印尼工作组组长陈小坤介绍,VOIP技术在管理上存有漏洞,目前经营VOIP的只有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运营商可以提供由境外打进的服务,“一些运营商私下开发VOIP项目,把线路卖给下线,到犯罪者手中时,有可能已经转包许多次了”。
“建议电信部门加大对VOIP技术的监管,也可以像菲律宾那样,对境外电话增设语音提示。”陈小坤说。
在赃款的流通环节,银行的管理漏洞也被广为诟病。
“我们每打掉一个窝点,都能缴获上千张银行卡,却没有一张是犯罪嫌疑人实名的银行卡。”陈小坤说,用借的、捡的甚至偷的身份证到银行办卡,银行并不审查,有的银行为了业绩甚至批量办卡。
而且,这些银行卡的开户地在全国各地,如果公安机关掌握一批涉嫌作案用的账户后,还要两人以上到开户地对账户资金进行冻结,成本太大。
“有的个人银行卡走账几百万元,很明显涉嫌洗钱行为,银行却对此重视不够。”陈小坤说,对于警方提供过的黑名单卡号,应限制其境外操作权限,甚至停止境外操作授权。只有在立法上解决电信、银行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管理上的漏洞,才能真正从源头上防止电信诈骗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