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可以是大侠、可以是土匪、可以是‘有钱人’,因为没人会在意这些,只要我愿意诉说,总会有一些人围拢过来,安慰我。可是现实中,家里没钱,我没有好的工作,也没有一个好朋友,可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
——被告人齐辉
在踏入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的一瞬间,齐辉的目光快速地扫过旁听席。那里并没有他所期待的身影,接着,他很安静地坐进了被告人席。
“被告人齐辉,你对起诉书指控有没有意见?”
“我没有意见。”
“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明你抢劫杀人的证据有没有意见?”
“我没有意见。”
……
除了最后陈述时有些动容,在整个庭审中齐辉的表情平静得近乎漠然。
在他的身后,是正在低低抽泣的被害人的亲属,偶尔夹杂着对他的指责。
他知道,这些指责对他来说是应得的,他没法反驳,而他最想听到的那些来自家人的指责,却一句也听不到。他的母亲住院了,他的父母和哥哥都没有参加旁听。
一个人孤单地成长
1989年8月,齐辉出生在河南省某市的一个小村庄里。虽然家境并不好,但父母年近40又得一子,家人对他很是宠爱。只是在这个除去日常开支和孩子学杂费用之外就所剩无几的小家庭里,齐辉没有多少和家人相处的时光。因为光靠种地并不能维持生计,父亲齐正国在村子附近的一个工厂里打工,母亲则负责起了家务活和家里的几亩地,比他大9岁的哥哥要上学,农忙时还要下地干活。
齐辉就这样度过他的童年,他和同学也很少交流,“家境不好,觉得同学看不起我。小时候,放学了我就经常在地头找些虫子玩玩”。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中专,但是上了半年,他辍学了,“不想念了,觉得上学没意思。我是差生,老师不太喜欢我,少了我,老师可能还会觉得少了负担吧”。
那时他16岁,父亲带着他去了工厂,上了几个月他就不想上了,厂里没有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人,他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
齐辉想出去闯闯,但父亲并不放心,把他托付给了在陕西省西安市做小生意的表哥,让他帮着表哥卖排水管。表哥答应包吃包住,每月给他400元的工资。
但是很快,他又从表哥那儿回来了,因为他经常出去上网,店里也没人照看,表哥很生气。终于有一天,他和表哥吵了起来。
然后,他一个人去了江苏省苏州市,成了某电子厂流水线上的一个装配工,但干了几个月他又厌倦了,“像是被关在工厂里一样,白天就在车间里干活,晚上在宿舍里睡觉,同事之间连话都很少说,我觉得自己是与世隔绝了”。
他又开始寻找新的工作,但干了3个月又辞职了,回到了河南老家。
看着在外面一直无法安定下来的齐辉,父亲决定让他留在家里种地。
这是齐辉第一次和父亲吵架,因为父亲从来没有这样严厉地和他说话,但在乡村种地,一辈子就这样面朝黄土,这也不是齐辉想要的生活。
他留了张字条,离家出走了。“他在纸上写着如果出去犯了什么事也和家人无关,我想他出去碰多了‘钉子’肯定还是会回家的。谁知道他一走连个电话也没有,我上哪找他去呀,我们只好在家等,等来等去,没等到孩子回家,却等来了公安局寄的刑事拘留通知书。”父亲齐正国忍不住哽咽了。
在热闹与孤独中摇摆
自从上中专时和同学第一次在网吧上网后,齐辉的大部分时间就“交”给了网络。在网上,总是这样地热闹,有人一道打游戏,有人倾听谈心,喜欢就多说两句,不喜欢了可以随时离开,“我喜欢呆在网上,在QQ上我有很多好友,我和他们都很谈得来,很多话可以和他们说,但这些话在现实中,我绝不会和家人朋友说。而且,我在现实当中也没有很好的朋友”。
只是每次从网络中返回现实,都会有种说不清的感觉在齐辉的心中滋长,“反差太大了,在网上可以是大侠、可以是土匪、可以是‘有钱人’,因为没人会在意这些,只要我愿意诉说,总会有一些人围拢过来,安慰我。可是现实中,家里没钱,我没有好的工作,也没有一个好朋友,可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
齐辉就这样在网上“漂泊”着,父亲曾经为他经常上网的事情说过他,让他好好工作,但齐辉从来都不以为然。
2009年年底,齐辉在网上认识了丁芯。这是个正在某大学上大一的女生,他们一度在网上聊到深夜,“我恋爱了,以前,我以为这是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在网上竟然就这样发生了”。
恋爱之后,齐辉除了比以前更信赖网络的力量,同时也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打算——他本来以为自己会一直这样打打零工,换取一些生活费和上网费,但是现在有了女友,他便萌生了要好好找一份工作的念头,自己的生活质量可以低些没有关系,但总不能让女朋友也这样吃了上顿没下顿吧。
抱着“今后是为两个人奋斗”的想法,齐辉在网上投了好几份简历,也到住所附近的一些大厂去应聘,但由于学历不高,也没有一技之长,而他的眼光又总是停留在那些高薪的职位上,齐辉经常是乘兴而去,失意而归。
尽管在工作上屡次受挫,但因为爱情的力量,齐辉对生活还是保持着一点信心,直到有一天,丁芯问起了他的工作和家庭情况。该说实话还是隐瞒,齐辉犹豫了,他在网上求助。大部分网友都说,如果你说实话,你们肯定要“吹”；但也有网友让他实话实说,毕竟,建立在谎言上的爱情无法长久。
齐辉最终还是选择了说实话。他虽然预感到了结局,但还是残存了一点小小的愿望,期待自己的情感能够躲过现实的追击。
只是,齐辉再一次失望了,丁芯很快向他提出了分手。尽管丁芯的措辞很委婉,但齐辉还是受到了伤害,“我就觉得像是天塌了一角”。2010年6月,齐辉回到了家里,想要寻找一些慰藉,但家人并没有太关注他的情感伤口,而是对他再一次辞职数落了好长时间。
“我觉得家人都不理解我,我不想再呆在家里了。”齐辉离家出走后再次来到了江苏省淮安市,他又找了一份工作,但每天在装配车间流水线上的枯燥,让他在两个月后选择了辞职。
齐辉再次找了份工作,但这一次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2010年12月初,他拿着刚领的1000多元工资又辞职了。这次辞职后,他就一直在上网,累了就在网吧的椅子上歇会,实在撑不住了,就到附近的小旅馆开个房间。到12月22日,他的身上只剩下不到100元钱。家是回不去了,好面子的齐辉甚至没有打个电话回家。从哪儿弄点钱呢?一个邪恶的念头在齐辉的脑子里生根、发芽了。
“没想到等待死亡同样煎熬”
2010年12月26日晚上8点多钟,齐辉走出了网吧,在网吧北边的一个地摊上买了一把折叠刀。他害怕别人怀疑,还买了一个钥匙扣,两件东西一共8元钱。没有人知道他将会拿着这把刀走向犯罪的深渊。
随后,齐辉回到暂住的旅馆,戴上两天前从旁边一个小超市买来用于伪装自己的口罩和手套,把刀放进上衣右侧口袋。一切准备就绪,他出门步行到了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公司的大门口。
他的目标是停在大门口的三轮车。早几天,他就来观察过了,三轮车的驾驶员和乘客所坐的座位之间没有装防护栏,如果想要下手的话应该很容易。
在接连问了几个驾驶员之后,齐辉和一个四十几岁的男子谈好了价,去某大型购物广场。齐辉知道这途中有一段路很偏僻,连路灯也没有。
当最后一盏路灯也被抛在脑后,渐行渐远,只剩下三轮车灯那微弱的光时,齐辉准备下手了。他假装小便,骗驾驶员停车,上车时他掏出刀子,向着驾驶员的脖子、头部等部位猛扎过去,那人轰然倒地,“我也不知道扎了多少刀”,当刀尖被扎弯了,再也扎不进去了,齐辉才停下手来。这时,躺在地上的驾驶员已经没了气息。齐辉说,当时的想法是,“把人杀了再抢不容易被抓到”。
回到小旅馆时,齐辉身上多了120元钱和半盒红旗渠香烟、一个打火机。他洗了个澡,把衣服上的血迹简单清理了一下。12月27日凌晨0时30分,他又走进了网吧,“我睡不着,在网上我的情绪会更安定些”。
当中午时分,齐辉正扮演着土匪的角色,打着CS游戏时,一名身着便衣的警察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当时就知道,这会儿找我的肯定是警察,其实,被抓到了也好,反正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只是我没想到,等待死亡同样是种煎熬。”当4个月之后,记者在看守所的审讯室里和齐辉谈起当时的情景时,他仍旧是一脸的淡然。“如果能够重来,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现在最对不起的就是被害人和他的亲属”。
2011年6月2日下午,庭审即将结束,齐辉作最后的陈述,他站起来,向被害人的亲属深深鞠躬,“你们放心,我会尽力补偿的,如果不判我死刑,我出来以后就是卖苦力也要赚钱给你们。如果判我死刑,我愿意把我的器官给卖了,得到的钱用来赔给你们”。
近日,齐辉被法院一审判决构成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故事背后
这是一个读后令人感觉凄凉的故事。在走上抢劫杀人的犯罪道路之前,齐辉不过是一个执著于寻找自己话语空间的人,一个有着无限憧憬却乏力实现的人,一个挣扎于虚拟世界的热闹和现实世界的冷硬中无法自拔的人。如果有亲人的关心,朋友的抚慰,他也许不至于挥刀一击,粉碎了别人的家庭,也将自己送上了绝路。
□ 案件故事
本报通讯员 汪 彦 张静
本报记者 丁国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