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符合程序就能获得正义吗

　　背负两条人命的李昌奎到底有多凶残？7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这样描述：“李昌奎将王家飞的裤裆撕烂，并用手将王掐晕后抱到厨房门口实施强奸。王家飞被强奸后醒来跑向堂屋，李昌奎便提起一把锄头打击王家飞的头部致王当场倒地，又提起王家红的手脚将其头猛撞门框，并找来一根绳子分别将两人的脖子勒紧，后逃离现场。”

　　两年前被强奸后杀死的王家飞只有19岁，被残忍摔死的王家红仅仅3岁。杀人者李昌奎现在已经29岁。他曾被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死刑，但不久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连日来，围绕“死刑”与“死缓”，已经有太多关于死刑政策和法律规范的表述被铺陈。云南省高院在回应公众质疑时，认为二审判决改判死缓是按程序进行的，有法律和刑事政策的依据。

　　“程序”的确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词，如果在后面加上两个字变成“程序正义”，估计更容易让质疑者闭上嘴巴。不过，如果想想这些年许多公共事件的“程序”和“结果”，恐怕公众内心又会泛溢起一种难言的苦涩，那就是为什么明明司法力量摆出了“程序正义”，可公众却无法感知到起码的“结果正义”呢？比如现在的李昌奎案。

　　我的看法是，“程序正义”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有“程序”有时也可能没“正义”。在李昌奎案中，是否都“按程序进行”也仍然存有疑问，比如被害人家属王家崇说，“整个审理判决过程没有通知我们受害人家属到场，直至今天判决文书都未送达我们手中。”

　　一个普通人，面对李昌奎的极度凶残，内心都会有一种自然判断，用“十恶不赦”、“罪大恶极”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他，是并不为过的。当然，对普通公众这种心理情感，法律精英完全可以扛出更多的法律概念，完全可以根据法院陈呈的程序，来大谈特谈判决李昌奎死缓的正当性，比如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甚至移用贺卫方教授的话语，强调“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判一个人死刑”，以期显示改判“死缓”的理性。

　　问题是，少数法律精英的法律理性，就能反证普通民意是不理性的吗？法治必须被信仰，但法治并不排斥普通人的正义观念或感受。单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