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少杀慎杀”的前提是“当判必判”

　　李昌奎案二审改判死缓后，媒体关注到各地近年掀起“死缓翻案风”。网曝云南男子赛锐27刀砍死女友判死缓。而桂林人梁勇杀害自己妻子并肢解水煮其尸，又被改判死缓。“翻案风”使受害者和网民愤怒。对传统国人而言，“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少杀慎杀”匪夷所思。(《广州日报》8月4日)

　　在很多学院派专家的眼里，礼教伦常的沿袭，是中国向法治社会转型之最大壁垒，譬如“杀人偿命”的朴素正义观等。于传统社会而言，法律秩序与伦理道德本就难分清楚；于现代法治社会来说，法律与道德必须有明确的分野。今天的中国，刑罚轻缓化图景已日趋鲜明，最高法院副院长姜兴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总结了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后的变化：死刑案件的数量继续明显下降，2006年的死刑案件数量成为近十年来的最低点，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继续有所降低。换言之，少杀慎杀，早就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价值取向。

　　然而，今日舆论对“死缓翻案风”的担忧与质疑，显然不在于“少杀慎杀”理念的真伪之辩，而在于我们是不是到了飞速冲向“少杀慎杀”原则的那个时间节点。司法中“罪罚相当”的原则，就是要求轻罪轻罚、重罪重罚、轻重适度、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不枉不纵。好比我们的教育，西方的激赏手段固然很好，但东方的惩戒模式也不可或缺，矫枉过正的结果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譬如，我们今天还在痴迷赏识教育的时候，奥巴马却要求美国反思东方教育的严谨维度。人性化的“少杀慎杀”，固然立足于灵魂的拯救，但如果“当杀不杀”，或者离开具体国情、法制基础奢谈生命敬畏，结果恐怕只会南辕北辙。

　　中国并不是一个嗜杀的国度，民族文化中也未必张扬着暴戾色彩。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围观的民意独独对“少杀慎杀”如此警惕？道理或在于以下三个层面：一者，严峻的治安形势尤须秉持法治权威，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犯罪量与不稳定因素确在上升，如果法律过于温柔，违法投机就可能成为现实；二者，正如专家所言，“一个不独立的司法体制给了民众以提出翻案、质疑法律裁判的空间”，在这样的体制中，法官判决的权威性阙如，反倒是时常闪现出“上司及行政”的诡异之力，因此，民意对司法的影响，成了民意给权力施压、权力又给司法独立施压；三者，事实上，在一些地方，90%以上的职务犯罪者领受的是“缓刑”，“贪官判缓”在全国已成风气，贪腐类职务犯罪成了“最大受益者”。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在刑法正式施行30多年后，在“亿元贪官”时有出没的今日，还有多少人记得现行法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的法律条文？

　　南橘北枳的道理人人都懂，司法也不是抽象于行政、立法之上。最高人民法院5月24日发布的2010年年度工作报告提到，“今后，将在全国范围内严格掌握和统一死刑适用标准，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与这一说法相辅相成的是，“对于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依法当判死刑的，坚决判处死刑，绝不手软”。上个月，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因“贪腐过亿”，已于19日上午被执行死刑。在“慎用死刑”成为司法趋势的今日，其判例意义远大于实体意义。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