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全世界兴起了孔子热，这股思想热潮的虚虚实实，可暂且不论，能够肯定的是，它至少引发了更多的人对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兴趣。
作为一个法律人，当我们也把目光投向孔子时，从中思考和法相关的问题，应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法作为一种切分利益、规制权义、构建秩序的行为规范，是人类认知世界不断深化、历史文明不断演进的必然结果，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表现。从集中体现孔子儒学思想精髓的《论语》来看，其虽未曾提及法字，但却有着在社会价值上与法等量齐观的类似概念，这大约就是曾被孔子念兹在兹并屡屡提及的那个礼字。
谈及礼，就必须面对孔子曾为之奋斗终生，称其为仁义的这个伟大理念。在孔子心目中，礼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对礼的尊崇，源于他对世界进行极度理性思考后所确立的，作为儒学最高理念的仁义之景仰与膜拜。在孔子看来，仁义与礼，是一种息息相关、生死相随的关系。他曾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又曾言：“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中华民族乃“礼义之邦”的说法，更是在妇孺皆知的社会认知广度上，深刻揭示了礼与仁义的关系。
至于礼与法的牵连，根源应该在于它们共有的社会规范属性。类比而言，孔子的礼，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法；孔子的仁义，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正义。这其中，仁义是一种价值，礼为其载体；正义也是一种价值，法为其载体。孔子在春秋时代，试图借助礼来实现自己心中那个仁义和谐的理想社会；而现代的人类，却是希望通过法来谋求正义和谐的美好生活。
正是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今天讨论孔子的礼治与现代的法治，重点并不在于礼与法的形式之别，而在于它们共同具有作为社会规范的身份，以及在为仁义(正义)这一共同社会价值服务时，于运行原理上，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共通共融。
关于法的属性，现代的人们恐怕都不会否认，它应该是人类理性的伟大结晶，是社会公共意志的体现，是最起码的公共道德。而这样的理念，在孔子对同为社会规范的礼的论述中，也透射出丝毫不逊色于我们今天的认知。他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就是主张在每个人追名逐利谋求幸福的过程中，社会应该有一个恰到好处的合理尺度，以吻合这一最为理性尺度行事的结果，自然就是仁(或者义，即正义)的状态的实现。于现代来说，就是立法者所立之法，要切实平衡好人们的相关欲望与自由，才能体现出合乎社会普遍认可的正义价值。对此，孔子还从反面做了进一步的质问。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即，就立法而言，如果社会所确立之法度，不能体现正义(仁义)的精神价值，那么这样的法实施起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于善法恶法的划分标准面前，这样的法又该归位于何处呢？
现代法治把法律作为人们的公共行为准则，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同样的理念，也为孔子的思想所覆盖。最典型的论断就是：“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这是孔子对当权者的要求，要求体现公平正义的公共规则确立后，一个政治清明、民心顺畅的社会里，最需要的就是当权者对公共规则的遵从，而且这种遵从最好是到了自觉喜好的程度。同样，富贵者也是没有例外的。弟子曾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也。”可见，对富贵者，孔子看重的依然是他们面对公共规则时，应该具有的欢喜情怀。孔子还曾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作为孔子知音的孟子也认为：“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这都是在告诉世人，在人与人互动的社会关系中，中庸和谐、甜蜜幸福生活的实现，需要体现正义的公共规则一经确立，则无论所获权势有何不同，无论所居地位有何差异，人们的一切随心所欲，都应该在各司其职的原则下，在相互对应权义关系的彼此尊重中，受到平等一致的制约，从而获得一种各得其所的平衡状态来。
现代的人们都明白，法治不在于是否有法律，而在于有了体现正义的法律，这样的法律能否得到有效的运行。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这其中的机理，孔子是有着深刻体悟的。他曾满怀深情且不无忧虑地反问：“为礼不敬，吾何以观之哉？”“人而不仁，如礼何？”这是用更加强烈的感情告诉人们，在操作运用的层面上，对于体现正义的公共规则，人们应该怀着虔诚敬畏的态度去忠实地践行。殊途同归，同样的观念，被现代西方法学思想家阐述为：“法律必须被信仰。”而这实在是条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通常人们总是认为，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世界观里，人们总是重视强调集体的价值，而忽视忽略个人的意义。事实上，真的读懂了孔子，我们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沉重的误会。儒学固然是关于社会伦理、国家政治的高头哲学，但它的学术体系，同世界上其他最为伟大的思想一样，却是从世界上最能体现人本主义的个人原点开始生根发芽的，儒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主张通过不断修养，把人淬炼成为人格完美的人，升华成为真正意义的人，即孔子曾无数次论及推崇的所谓君子。而君子的成型，却又总是与社会公共行为准则有着永远都无法割舍的关系。对此，孔子不厌其烦地说道：“不知礼，无以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恭近于礼，远耻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此情此景在现代法治社会里的表现就是，一个个性自由得到充分发挥的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必然是一个自觉遵循公共正义规则行事、接受公共正义规则约束的人，其最高境界，莫过于孔子晚年对完美生命状态所作的概括——“从心所欲不逾矩。”
除了正义、平等、虔诚与人本这些基本的价值理念，法治还有许多丰富的要求。比如作为规则，应该追求简洁明快，应该承认并非万能等。而这些，在孔子对礼的论述中，亦并未被忽略。当弟子问及礼的本质时，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礼的形式入手，表达了自己对作为行为规则之礼的倾向性喜好。即：“礼，与其奢也，宁俭。”“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与马克思认为国家与法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无奈选择一样，孔子只是在洞见和承认这种无奈的同时声明，假使有选择的可能，他希望如先民那样，过纯朴、简单、自然的生活。此观点既与老子“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智慧暗合，又与我们今天地球上的人类，时常厌倦复杂繁华的生活，时常被繁文缛节折磨地迷失了自我，从而渴望过平淡简易生活的现实遥相呼应。不过，尽管如此，孔子还是蛮现实、蛮乐观的，因为他非常圣明地觉察到，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在日益深化加快，复杂繁华的人类活动已经不可避免，因此人必须正视现实，只要是在合理规则的规制下，就仍然应该接受规则的制约，在规则的框架下，把自己修养成为一个堪称为君子的所谓人格健全者。
至于行为规则的局限性，孔子的理解也非常透彻。他认可“礼之用，和为贵。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的观点，进一步支持“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的见解。这在今天看来，尤其是在力导调解缔造和谐的时代背景下，不可谓见地不深刻。这也恰是在提醒当代的执法者，不能迷信调解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能为了调解而调解，不能在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问题上，牺牲或抛弃作为法律精髓的正义底线。
经典就是这样，历久弥新，传统新鲜。当我们在本民族的文化血脉里，发现和承认其所蕴含的现代法治精神原理时，除了喜悦的心情，最大的效用应该是会给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为有力的信心。
不过，信心只是一个方面，尤为重要的是，在践行法治的奋斗历程里，更需具备大的清醒和大的智慧。
这大的清醒应该是：既不以孔子学院开遍了全球，就天真地认为，孔子的人文精神真的走进了我们的灵魂，孔子真的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偶像和精神领袖；又能以千年历史的经验为鉴，时刻防范如董仲舒般假儒者的复活，防止对原典儒学的篡改异化。
这大的智慧应该是：于具体行动的每时每刻，怀揣“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的耐心，如孔子般所乐非穷通，于天安门广场上的在或者不在，内心的理念永远默然相伴、寂静欢喜，外在的表情永远坚毅自足、淡定平和，始终不怨天、不尤人，锲而不舍，勇猛精进。
唯如此下学而上达，则距儒学精神故乡之回归，离全面法治社会之实现，大概也就越来越近了。( 张海荣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