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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忙引入沉默权
强扭的瓜不会甜
引入沉默权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否则，一味地追求“接轨”，急于模仿“花拳绣腿”，强扭的瓜不甜。
中国现阶段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及时有效地打击各种犯罪，是保护民生、维护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一旦犯罪嫌疑人有权沉默，可能导致一部分犯罪嫌疑人逃脱法律制裁，给社会稳安埋下祸根。更要看到，侦查权行使的目的是找出犯罪真凶、惩治犯罪。沉默权入法意味排斥了警察的讯问权，会放纵犯罪，进而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同时使被害人失去救济机会，这对被害人来说往往是不公平的。
沉默权的公平性一直受到质疑。有国外法学家提出，沉默权非但不能帮助无罪的人，倒是职业罪犯通过律师滥用这一权利，逃避法律制裁。警察的讯问权常常对贫困者、未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滥用，而富裕者、受过教育的善辩者则会拒绝警察的讯问，并在审判时主张沉默权，这就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英美等国的司法实践表明，越是累犯、惯犯和重罪案犯，特别是恶贯满盈的黑帮分子；暴力犯罪、黑社会犯罪和毒品犯罪分子，越是擅用沉默权对抗审讯，为案件侦破设置障碍。
缓引沉默权不代表永远拒绝引入沉默权，只是条件还不成熟。不引入沉默权并不意味着一切循规蹈矩，坐视刑讯逼供的泛滥无所作为。目前在中国，审讯制度的改革比引入沉默权更重要。必须在审讯场所、机制和程序上进行改革，更多地增加人权保障和刑侦监督方面的理性设计。
梁江涛
评判
确认沉默权
口供不一定丧失
“沉默权”源自“人民不自我控告”这句古老的格言，“沉默权”上升为宪法性权利源自美国“权利法案”第五条“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强迫作反对自己的证人”的规定。任何制度的本身都有其局限性，侦查机关的担忧不无道理，侦查机关的任务是找出犯罪真凶、惩治犯罪，如果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那么，犯罪嫌疑人就有权不回答侦查人员讯问，极可能使部分犯罪嫌疑人逃脱法律的制裁。
但是，司法公正的核心是程序正当，法律是任何人包括执法者都应遵守的游戏规则。人们在谈论和评价司法公正时，通常会使用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作为标准加以衡量。如果犯罪嫌疑人连免于“自证其罪”的权利都没有，“司法公正”还从何谈起呢？那么，在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和打击犯罪之间，平衡点究竟在哪里呢？
沉默权入法，虽可能妨碍到惩治犯罪，但不应过分夸大沉默权的弊端或因噎废食。从欧美诸国的经验来看，通过制度引导，完全可使被追诉人打破沉默，开口陈述：“你如果作有罪答辩，法官将减轻对你的处罚；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认罪，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换句话说，确认沉默权并不一定都会导致口供丧失。在日本，确立沉默权制度并未阻止被告人认罪，日本的刑事被告人认罪率高达92.3%；在美国，辩诉交易是以被追诉人认罪为条件的，而辩诉交易案件占全部案件的90%以上。认识是行动的先导。尽管沉默权及辩诉交易机制的确立还有变数，但如何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刘英团
-延伸
沉默权离不开律师权
不要说我们的法律没有规定沉默权，即便规定了，如果缺乏配套的保障措施又有多大意义？有一句法律名言叫无救济则无权利，对于沉默权最好的救济手段就是保障律师三权，让辩护律师能够适时充分地监督公权力。因为在封闭的刑讯室中，如果缺乏对公权力一方的监督，即便我们再明确地宣示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恐怕也会成为“自愿放弃”。
若律师无法适时监督，则沉默权入法无意义。可现在的问题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相对于强大的公权力而言，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样都是绝对的弱者，也是需要被保护的对象。和沉默权的尴尬一样，草案在保障律师三权上虽有很大进步，但却缺乏被侵犯后的救济手段，即刑事诉讼法一直被诟病的一点是，如果这些权利被侵犯了，法律并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当制衡公权力的律师辩护权总是由于权利得不到保障而被主动放弃，哪怕法律再规定沉默权，也会被当事人“主动放弃”。
志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