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案重审一审审结,王朝入室抢劫犯罪被认定属实的结果,再度引发舆论潮涌。与司法审判同步,新一轮舆论审判也再度开始。喧嚣之中,不知不觉的,案件再度回到起点。与此前不同的是,舆论的心态却是再也难以回到原初状态。连日来,充斥于网络的,依然是质疑、质疑,再质疑。
质疑的精神当然是公民社会最可宝贵的一种品质,也是一种最具创造价值的公民不服从、不顺从乃至不盲从。事实上,正是由于舆论深入而持久的追问、质疑,才推动了王朝案从最初的一审、二审、再审直到此前不久的发回重审。可以说,在公众参与中闪现出来的质疑精神,是王朝案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根由,也是政法机关认真检视自己、切实回应民意的动力所在。
不过,过于拘执于泛泛的质疑,甚至以质疑遮蔽事实判断,也会对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形成不必要的干扰,反而难以抵达公平和正义。毕竟,舆论监督可以推动司法的完善,却不能替代司法审判；媒体正义可以矫正司法的失当,却不能变身司法正义。
在王朝案中,以证据而言,侦查机关一度坦言,此前提交的证据多有瑕疵,并在此后的重审中对这些瑕疵一一补充侦查,也即,此前的证据瑕疵并非重审中的证据瑕疵,二者并不能简单画等号。然而,重审结果公布之后,很多质疑却对此前的证据瑕疵大做文章,不惜大作渲染,不免舛误。
再比如,关于被害人被抢手机的使用问题,王朝母亲杨慧贤质疑,这部手机既然王朝等三人先后使用过,为何只有王朝一人的通话记录?其实,杨慧贤还可以问问,既然王朝一直在石家庄,没有作案时间,又何以能够使用被害人的手机打电话?更何况,不同的运营商对于取证的配合程度也不一样。又比如,杨慧贤一再质疑自己作为证人的举证没有被采信,难道证人的举证都必须、一定要被法庭采信吗?
可见,质疑并不必然代表正义,也并不笃定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价值。换言之,质疑固然是一种当然的权利,保证每一个公民的这项权利有利于最大限度的实现公平和正义,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质疑本身都必然是正义的、有实体价值的。如果缺乏司法意义上的调查、认可,便只是具有某种程序上的价值。而明了这一点,则可对时下喧嚣的质疑声多了一份理解、一份宽容,也会对公平和正义、权利和自由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
王朝案现在已经再度进入司法程序,公众对于刚刚作出的一审判决当然有品头论足的权利。其中的一些意见和观点表达,也很可能会成为二审时法庭关注的内容。一个开放的司法环境从来不会回避公众的质疑,也会给予积极的回应,此前是这样,其后亦然；而一个独立的司法审判也从来不应该受到过多的外来干预,这在当下的语境中,可能确有理想的成分,但却绝对应该成为中国司法界的共识、共同底线。正如刘涌案辩护律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理事、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曾表示的那样,媒体监督司法审判是必要的、必须的,不能限制,也限制不了,但媒体监督不等于媒体审判!
当然,从王朝案一波三折的历程也可明了,中国的司法仍在路上。其中值得记取的东西太多太多,以前述一审证据瑕疵而言,办案人员取证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并不能仅仅用过错来形容,其出错之低级、责任心之缺失,实在令人唏嘘不已。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不仅公安机关在取证上表现出专业欠缺,检察机关又何以居然轻轻放过这样的证据?而再审法院又何以粗疏到了开庭还没有通知辩护律师到场的地步?凡此种种,皆可为鉴。个中的滋味,非经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不能体会。公众为何群议如潮?甚至一般并无法律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士都可以随便置喙?根源就在于此前部分办案人员所涉的错误不仅有悖专业,更有悖常识。因此,在要求一般民众提高法律素养的同时,政法机关理应首先提高素质,方才可能不使谬误流传,在贻笑大方的同时,也减损法律的威严和公信力。
由此也可知,王朝案重审的启动,不应该是河北省政法机关倾听民意、纠正错误、与民意实现良性互动的终点,而应该是一个重建信任的开端、是一个严厉问责的开端。对这一案件中相关环节的责任人要有所惩戒,如此,才是一种积极的、负责任的态度,也才是经由个案逐步臻于公平和正义的必由之路。(黄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