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机构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刘福刚最近十分苦恼。人民网记者欲就“贫困县”与“百强县”话题采访他时，他表示研究所发布的“百强县”名单“不宜炒作”，因为现下舆论的关注已经给他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
另一方面，发布“贫困县”名单的国务院扶贫工作办公室也婉拒了记者就“贫困县”进一步采访，原因是相关问题均涉及目前尚未对外公开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在这份不久将公开的《纲要》中，此前倍受关注的“贫困县”动态调整机制和未来扶贫政策的变化方向，都将会有一个解答。
此前，人民网曾发出《有多少百强县仍是国家级贫困县？》的观察，并进一步分析了国家级贫困县常露富、爱面子、干部多的“三大怪”，这些县究竟是穷是富，开始成为一个疑问。把“百强县”和“贫困县”加以比对，这两份名单的差异远非一个评“穷”一个论“富”这么简单。
“贫困县”十年一评 “百强县”年年变化
老百姓常说的“国家级贫困县”，并不能从字面上直接理解为中国最贫穷的那部分县，而是指国务院扶贫办在一份名单中认可，从而能获得从国家到地方各类财政拨款和援助的贫困县区。
为此，国务院扶贫办第二次拟定这份名单时，就将名称从“国家级贫困县”改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以将关注重点从“贫困”转移到“扶贫”上来。不过，“贫困县”这个词上口又好记，在老百姓心中并未被取代。
从1986年国务院扶贫小组第一次开始制定“贫困县”名单，到如今25年，这份名单总共只有三个版本。最新的这批“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名单是2001年公布的，迄今已有十年。
“为何十年才评一次贫困县，国务院扶贫办肯定有自己的考虑。”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曾业松对人民网记者说，“但我们关注的是，有些县经过一段时间扶贫，经济发展了，已经可以摘掉贫困县帽子却没有摘；相反，一些还需要扶贫的县，因为名额有限，不可能放太宽，往往不可能进入贫困县行列。”
这样的县并不在少数。曾业松说，湖南就有不少经济发展不足、财政十分困难的县，曾经强烈要求列入贫困县，但因为无贫困县退出，中央也未增加新指标，最终无法实现。而“能摘帽子却未摘”的贫困县，更是早就已散见于诸大报章。
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每年发布的“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榜单中，有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和伊金霍洛旗，以及陕西省府谷县三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而且上榜不止一回。如果将省级以下的“扶贫工作重点县”与中部、西部等“地区百强县”进一步对比，重合的就更多了。
“我们所说的百强县，是依据现在的公开数据，根据现在的客观发展情况进行评价，而且是动态的”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刘福刚对人民网记者说。
“百强县”名单每年变动的依据何在？刘福刚解释说，百强县的评价依据的是每县前一年公开的各项经济数据，并且，他个人希望能够以逐年变动体现出各县发展的相对趋势。“如果一个县前几年都在百强里，今年突然掉出去了，或者一下子上来了，那么这个县的官员就可以拿着名单想，这是什么原因？这很有意义。”
按百强县的第一项指标“相对富裕程度”评价，三个“贫困县”都属于A+级，即最高级。刘福刚认为，只有三个“贫困县”进入了全国百强名单，“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多”。
“贫困县”的帽子是国家定的，但摘帽到底由谁来做，目前尚模糊不清。此前，舆论一直呼吁由国务院扶贫办建立一个明确的贫困县退出机制，而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在今年两会期间也表示：“(2011-202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中，这些问题要有一个明确的意见和说法。”
官定“贫困县”不愿摘帽 官方“百强县”排名停于2006
据国务院扶贫办的官方资料，贫困县名单的确定需要经过相当复杂的程序。最早1986年的一批“贫困县”依据的基本标准是年人均纯收入，辅以对革命老区、边陲地区和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特殊照顾，由各省、自治区上报后加以确定。其结果，根据财政部的一份调研报告，“只有三分之一的县符合150元的最低标准，表明贫困县的选择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如今，年人均纯收入的门槛线已上调近九倍，贫困县的名额数也近翻番，但由中央给予各省名额，然后在省上报的县中审定批准的基本做法，并未改变。一般情况是，西部省份的名额比东部省份多，但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如江苏、浙江，仍各有数个名额。
会不会东部有部分地方的贫困县远比其他贫困县富裕得多？“肯定有。”曾业松直言，“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省有几个名额，基本上固化了。哪些县应该列入扶贫对象，是省里决定的。省里一般情况下不太愿意去调整，或因为种种原因调整不了。”
贫困县的总名额数也固化了。1993年按划收入线确定的贫困县只有326个，但调整后却增至592个，这个总数维持至今不变。前述财政部的报告中指出：“由于贫困县可以享受各种补贴和优惠资源，要将以往的贫困县从贫困县名单中去除必然会遭到强烈反对。结果，很少有贫困县从名单中去除，反而增加了很多新的贫困县。”
相比稳定的“贫困县”，“百强县”的评选却经历波折。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过去曾每年发布一份“全国百强县名单”，共评了九届，2006年为最后一届。至于停止“百强县”排名的原因，曾业松解释说，是因为考虑到以GDP为主要指标不太科学，忽略了绿色GDP、人均收入水平等重要因素。而刘福刚表示，据他所知，统计局收窄工作范围，专注于专业统计，放弃部分排名和榜单，也是一项原因。
“官家”停手，“民间”接棒。刘福刚从1997年开始关注县域经济，1998年注册了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2001年发布第一届 “百强县”榜单，如今已11届。他表示，这份百强县榜单不收费、不发证，也不从各县政府处获得许可或取得协助，只是出于自己的研究兴趣。
“有没有县主动来要求上榜？”刘福刚说，“一个也没有。”
一个受欢迎的领域，往往有许多竞争者扎堆，而刘福刚的百强县榜单却没有什么竞争者，他认为自己的评选“相对比较专业”，而继统计局停止统计百强县之后，也不再有其他政府机关参与这项工作。
人民网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的百强县将本县在榜单中的排名作为一项成果列入工作报告，但并不在对外宣传中提及。一位“百强县”的宣传部长告诉人民网记者：“太高调了，不好。”
缩短评选周期完善退出机制 “百强县”能否不再“贫困”？
本应扶持真正贫困地区的款项和政策却落到早已无需帮助的县市头上，这种明显的分配错位在未来应当如何纠正？除了前文提到的建立“扶贫工作重点县”的规范退出机制以外，曾业松认为，缩短每次贫困县评选的周期也很必要。
“贫困县的确定时间，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十年八年的确太长了，但年年调整也不科学。”曾业松说，一个县要摆脱贫困并非一两年内就能解决，需要相对稳定。快的两到三年；慢的需要十年八年，甚至二十年。“我觉得国家级贫困县的调整，应该三年左右一次比较适宜，最多不要超过五年。”
除了灵活调整，扶持贫困县政策还存在受人诟病的问题，如帮扶政策只能落实到县一级，不能保证真正贫困的各家各户得到实际好处。而上述不同类型的问题，需要引入一套完整的新机制来解决。
继称呼从“贫困县”转为“重点县”之后，最新的扶贫政策也在淡化“重点县”这个概念，而代之以“重点村”。扶贫办主任范小建曾在接受采访中表示，普遍经济增长可以带动贫困地区的发展，但是不会自动向贫困地区倾斜；救助式的扶贫，可以帮助穷人维持生存，但不会自动提高其发展能力，因此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就是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扶贫办的工作报告中将此类问题描述为对贫困人口的“瞄准能力”和从省、县级工作下降到村、户级工作的“穿透性”。官方统计数字显示，第二批592个国定贫困县覆盖了全国70%的贫困人口，而目前第三批同样592个国定贫困县覆盖的贫困人口只占全部贫困人口的54%。
有关《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报道曾透露：“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任务”将是下一个阶段的主任务。而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也表明，接下来的扶贫工作可能将突破市县区划上的限制，以实际困难地区的需求为准。在此背景下，“贫困县”概念不仅将进一步被淡化，甚至有可能真正消失。 (记者 刘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