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上弥合司法与传媒的内在冲突

　　司法是社会正义重要防线，是法治国家的保障性权力。传媒是“社会事实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为言论自由提供表达渠道，是为“传播器”；舒缓和排解社会的不满，是为“减压阀”。传媒正日益对司法权的运作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司法公开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即为司法接受传媒监督，传媒能为公众表达意见提供便捷渠道，并通过波及效果整合分散的意见，凭借其话语权与影响力，形成有效的舆论监督。

　　依靠传媒这一中介，为司法的群众路线提供路径，为建设阳光司法提供了平台，同时还可以测度司法的社会效果，使社会公众与司法活动之间得以发生有效互动。通过传媒架起民众参与司法的桥梁，固然可以有效发挥监督司法的作用。但传媒监督司法往前迈一小步就可能变成干预司法，因此必须认真对待司法与传媒的内在冲突。

　　传媒对司法的监督确实弥补了体制内监督的不足。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尽管监督功能使传媒介入司法这一行为获得了合法性与正当性，但二者所存在的冲突关系也是不可忽视的。二者所追求的目标不同，决定了二者的社会责任和职业伦理的不同。对司法而言，其社会职责是实现正义，因此其必须保持一种清明的理性，秉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它“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它必须忠于法律与良知去裁判案件。为了提高司法的“免疫力”，必须增强司法的独立性，这是防止传媒干预司法最牢固的“防火墙”。对传媒而言，其社会责任主要在于传播知识与揭露事实真相，其必须恪守自己的职业伦理，尽可能客观中立地去评判案件，揭露司法不公正之处。如果传媒丧失职业伦理，丢弃追求客观真相的职业道德，肆意歪曲案件事实，使自身成为被他人利用的工具，以监督之名行干预之实，那么它自身也必将接受司法的审判。

　　当然，传媒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对于传媒与司法之间的紧张关系，保持警惕是必要的，但绝不能“神经过敏”，不能只见对立不见统一，在观念上错误地将其置于相对抗的位置，而应在制度设计上弥合二者的冲突，使其共同沿着正义的轨迹行进。为了消除基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传媒对司法活动的误解，纠正司法与传媒之间的关系偏差，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需要回到司法公开这一最基本的制度要求上来，所谓“正人先正己”。在面对传媒对案件事实的扭曲报道时，司法机关必须有所作为，不能任由其在社会中传播而形成误导民众的虚假舆论，司法机关必须建立充分的信息披露机制，及时将案件的真实信息公之于众，使民众尽快寻找到主流声音。案件审理结束后，将事实真相和法律适用完整地向民众公开，以消除民众对司法权的质疑与不信任。当案件事实真相与司法过程真正公开时，谣言、谎言、虚假信息就会不攻自破。

　　其次，由于司法具有剧场化的特点，法庭“空间”的设置使庭审活动与庭外活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间隔，并由此限定了案外社会公众的角色及活动界限，以防止法庭之外各种“嘈杂的声音”对法官审判造成干扰，从而使以法律思维处理法律问题成为可能。因此，必须从制度上规范传媒报道司法过程的时机与方式，在案件正处于法庭审理之中而法官尚未作出裁判前，媒体对于案件的报道与评论必须注意把握分寸，尊重法院根据证据所作出的事实认定，不能发表倾向性或诱导性意见，以免影响法官的判断。如果没有专业、客观的监督批判，只有情绪、主观的媒体审判，媒体监督的价值也就化为乌有。

　　最后，必须保障社会公众的言论自由，即使是针对“敏感案件”所发表的评论也必须敢于正视。托克维尔曾指出，政治学有一项原理：冲淡传媒影响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传媒的样数；这与美国大法官霍姆斯“言论自由的市场理论”不谋而合：对真理的最佳检验，就在于使思想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充分的竞争，所谓真理越辩越明。通过对司法裁判的不同意见的交锋与辩论，有助于促进民主价值的养成，培育尊重多元价值观的包容精神，而这最终有助于增加裁判的可接受性。(闫建刚 李语嫣 作者单位：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